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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法学看三大诉讼法的
立法失误及修改思路
于洪军

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纳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围绕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各诉讼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较新的修改建议。可是，我们很少听到法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根据系统法学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法理学才是真正的法学），应用较新的法理学研究成果对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发表他们的意见.
1995年8月，笔者斗胆提出了系统法学理论（以下称系统法学）①。这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行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的现象，从而形成的新的法律观、法的基本范畴和原理。相信这些基本范畴和原理能够为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应用系统法学中有关法规则、法、法律、法的功能和法学的研究对象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对三大诉讼法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过去立法中的失误，提出新的修改思路。
一、立法失误之一：没有形成清晰的法规则概念，致使各诉讼法中的许多“法律规定”已蜕化为道义信条。修改的思路：补足和完善法律规定中所缺少的法规则的要素。
系统法学认为，法是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法规则是规定人（包括法人等组织，下同。）必须做出和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行为规则；而法律，则是某一类别、某一层次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法的子系统。法规则属于行为规则的一种，它与其他行为规则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具有的特殊结构：由三大要素构成。第一大要素是行为标准，即对人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第二大要素是压力，即对行为不符合行为标准的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或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第三大要素是施压者，即对违反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人。凡是由这三大要素构成的行为规则便是法规则，不管它是否称做“法”、是否成文的；凡是不具有这种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都不是法规则，即使它已经写在了法律文件当中。立法的艺术性，在于所设置的行为标准必须科学、明确、排列组合合理；所设置的各种压力强度，正好与相应的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相抵销，所设置的施压者与可能的违反标准的人相对独立。
用上述法规则的概念来鉴别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各项规定，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有许多重要的规定不具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或不符合法规则特殊结构的要求。最为普遍的，是诸多的规定，只有行为标准一个要素，没有压力和施压者这两个要素。三大诉讼法的条文中都规定有如何立案、如何审理、如何裁判、如何执行以及审理期限、送达和移送期限、公开审理、合议制、律师参与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等行为标准，《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有如何侦查、如何采取强制措施、如何审查起诉、律师如何会见被疑人、办案期限及案件移送期限等行为标准。这些行为标准对于保证实体法的实施当然都是非常必要的和重要的，且多数行为标准也很明确。可是，如果办案人员违反了这些行为标准，那要由哪一组织对其施加什么具体的压力呢？如果一个办案机关办理的案件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违反这些行为标准的，那又要由哪一组织对该机关的负责人施加什么具体的压力呢？查遍中国法律，找不到具体的规定。这样，诉讼法中规定的行为标准不管多么必要和重要，也不管多么明确，都因为不具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即缺少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而只属于道义信条，不属于法规则。办案人或办案机关违反了甚至是严重违反了这些所谓的“法律规定”，其实并不违反法规则，即并不违法，而只是违反了道义上的规则。作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实际上是给了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以按这些规定办案和不按这些规定办案的自由的。
在三大诉讼法施行以来的实践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合议制合而不议、陪审制陪而不审、执行难、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不出庭作证等违反诉讼法规定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是众所周知的。有学者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刚修改后，“博得国内外一片赞誉”，“但高兴开场后，就是一桶冷水”，“在实践中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非常可悲的现象”②。通过以上应用系统法学中法规则的概念对我国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鉴别、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可悲现象出现的根源，不在执法，而在立法。我们总在抱怨“重实体、轻程序”，其实正是在程序法的立法中，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法规则的概念，致使程序法中的许多规定蜕化成了道义信条。对社会生活中派生出的如此重要的司法生活、执法生活，只有道义规则的约束，没有法规则的约束，怎能不让人们“轻程序”呢？如果在实体法中，也只规定“不得杀人”、“不得盗窃”、“不得贪污”之类的行为标准，而不规定杀人、盗窃、贪污等违反行为标准的人应由哪些人对其施什么压力，那人们还会“重实体”吗？现在，在有关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中，许多人提出了要求增加律师在场权、沉默权③、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④、公益诉讼等规定的意见，但如果我们这次仍然不能把这些很好的意见表现为法规则，而只表现为道义信条，那修改后的诉讼法还是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还会出现第二次先喜后忧的“非常可悲的现象”。
形成了法规则的概念之后，解决上述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在立法上将三大诉讼法中只规定了行为标准的那部分条文，在诉讼法中或其他法律中补足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使它们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成为真正的法规则。具体来说，第一，在《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中的惩戒、任免、辞退、法律责任等章节中，为一般的违反程序方面行为标准的行为人规定一些统一的压力。考虑到程序的重要性，最小的压力应不小于降级处分，比如：审判人员第一次违反程序、结案超期，哪怕只超一天，只要不符合行为标准，承受的压力最低应是降级处分；第二次违反程序，即使是违反其他的程序，如作为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等，也应承受免职的压力。这看似过重的压力，其实是正好能与行为的危害后果相抵销的。第二，对重要的程序，在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办案人员违反规定应受到的压力。比如，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中直接规定，对自诉人的起诉既不开庭审判，又不裁定驳回起诉的责任人，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予以免职；在相关条文中直接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经法庭传唤，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官应对其施加拘传和罚款、拘留的压力。第三，考虑到三大诉讼法是控制执法活动（本文特指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诉讼活动的，它在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的整个法律体系中，位置更为重要，根据我国现行的体制，对法院、检察院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对警察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检察院。对各机关违反程序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负责人，施压者也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
此外，三大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定还存在着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问题，这也需要在诉讼法的修改中加以完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这里的“辩论终结”，是一证一辩的辩论终结，还是法庭审理的辩论阶段的辩论终结？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底应在一个月内宣判还是一个半月内宣判？这也是明显的行为标准不明确。又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法院对六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类设置法院权力的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还能找出很多。这里的“可以”的标准设定，都是不科学的。“可以”是权力性的规定，这类规则不是为行使权力的人设置的，而是为其他不特定的人设置的，是要求其他不特定的人不得做出干扰权力人行使权力的行为，违反都要受到一定的组织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法规则。上述规定法院“可以”做出什么的那类法规则，对法院没有约束，法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但从立法意图上看，这些行为本来就是应当要求法院必须去做的。所以科学地设置这类标准，是规定法院“应当”做出这些行为，而不是“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再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㈠、㈡规定的两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标准过窄：“伪造、毁灭证据”而无需达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阻止证人作证”而无需“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就足以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了。该条规定的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所施加的压力也明显偏低，不足以抵销这些行为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危害后果。对上述这类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情况，也应在诉讼法的修改中予以完善。
二、立法失误之二：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对诉讼法的立法投入较小。修改的思路：加大修改诉讼法及制定和修改相关法规则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系统法学认为，法的功能是一定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微观上看，人们的一切行为、一切社会活动都处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要么是法所禁止的，要么是法要求必须去做的，其余的，则是法允许人们自由地做或不做的；从宏观上看，所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包括它的形成和存在、发展和变化、进步和倒退，均以法为依据；而其他任何行为规则都不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执法活动也属于社会活动，任何社会的执法活动也象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依据着法进行的。因此,如果执法活动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那根源一定是它所依据的法存在缺陷,而不是执法人员道德教育欠缺,更不是其他方面有什么欠缺。
孟子有句话，叫做“徒法不能以自行”⑤，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法不能自己运行起来”，引用这一名言的言外之意，多数是“再好的法没有人来很好地执行也是没有用的”。这种理解和使用是否符合孟子的原意这里姑且不论，但这种观点却是个很普遍、很流行、很严重，因而对我国的立法影响甚大的认识误区，因为它把执法的人和执法活动当做法的规定范围之外的事情了。法的功能是能够成为“行”的依据，而不是“自行”，法从来就不能“自行”；执法活动看似是让法“行”起来的活动，其实，法并没有“行”，而是执法人员（本文特指司法人员和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而“行”。执法人员的“行”与普通人的“行”没什么两样，都是依法而“行”，并不是超脱于法之外让法“行”起来。执法者对实体法执行得好也罢，执行得不好也罢，都是执法者依法而“行”的结果。例如：执法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情况的普遍存在，是没有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行羁押期限、办案期限的法规则，有的是规定在诉讼法当中的这方面的道义信条，执法人员依法而不是依道义信条而“行”，当然会“行”出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普遍存在的结果；占有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根源在于这些人员进入执法岗位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科学的执法人员遴选的法规则，依据当时的法规则，素质低下的人员是可以进入执法岗位的，“组织人事部门”依据这样的法规则而“行”，当然会“行”出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的结果，进而，这些人又“行”出使许多实体法不能贯彻执行的结果。因此，法不能“自行”的事实，不能成为主张在立法之外解决法的实施问题的根据，却足以引起人们对以往有关法的功能的认识进行必要的反思。
2003年以来法学界讨论较多的司法改革，实质上是以诉讼法为主的一系列法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离开这些立法活动，司法改革就无从谈起。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是大面积的和重要的司法改革。修改后的诉讼法颁布施行后，司法活动将依据新的法规则系统（不仅仅是诉讼法）运行，运行得好，便是改革的成功，运行得不好，就是改革的失败。看不到司法活动与法的这种依据与被依据、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企图抛开法、在法之外寻找司法改革之路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制定及《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以及相关的立法活动，未能保证所制定和修改的三大诉讼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严格执行，进而也未能保证有关实体法的严格执行。虽然在制定和修改后不久，有关执法机关（本文特指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甚至立法机关，就做出了或联合做出了比诉讼法条文还要多得多的大量的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但还是在仅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不得不决定对它进行修改了。这与当初立法时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投入太小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当初我们在制定或修改三大诉讼法时，认识到法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而投入较多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话，许多这次修改中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就是能够解决的。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例：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行为设置适当的压力，在上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就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对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这一严重的问题，也完全能够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提出调查报告和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草案，提出对有关执法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淘汰的临时性法规则草案，通过立法解决。因此，这次对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要对法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的功能有充分的认识，然后投入较大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争取使修改后的诉讼法，能够达到科学、完备、排列组合合理，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必再做大修大改。
三大诉讼法主要是控制执法活动的，但控制执法活动不能仅靠诉讼法，诉讼法只有融入到我国社会的法规则系统的整体——法当中去，才能发挥出它的功效。可是，我国在三大诉讼法制定之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开始颁布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而有关执法人员待遇、淘汰的法规则至今没有制定，已制定的有关执法人员遴选、监督、奖惩、任免的法规则，又未能达到科学、完备和排列组合的合理。这次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如果不同时制定和完善这些相关的法规则，那么即使修改后的三大诉讼法是达到了最优化的，也将无法在实际执法生活中发挥出其应有的最大功效。因此，在此次三大诉讼法修改的同时，完善与执法活动相关的其他法规则的工作也必须同步进行，包括制定执法人员、首先是法官的待遇和淘汰方面的法规则，修改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完善对法官、检察官、警察的监督、奖惩、任免等方面的法规则，以发挥法在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方面的整体功效。完成这些工作，也需要加大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三、立法失误之三：对诉讼法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不足、未能在立法中借重软科学研究。修改思路：组建两个平行的调查、研究机构，集中多学科的研究人才、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调查、研究方法，起草两套各诉讼法的修改草案，供立法机构选择立法。
系统法学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法规则和法的规律，二是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三是社会系统运行依据法的规律。法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传统法学中所谓的法学分支学科━━━━━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其实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人类应用法学与其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实行控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学科，它们是法学与其他科学的边缘学科，是以控制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诉讼法学实际上是以控制执法活动和诉讼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审判学、证据学、系统科学、某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分支学科等相交叉、相溶合的边缘学科，是“社会控制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立法过程是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过程。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这种控制需要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认识已经深化。对执法活动和诉讼活动实行控制，是对整个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需要对执法活动、诉讼活动及相关的社会系统有一个深化的认识。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任务当然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我国社会系统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现状到底如何？我们要设置的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什么样的？应采取什么方式、用多长时间，使社会的执法活动、诉讼活动从现在的模式过渡到目标模式？应对哪些行为设置行为标准、压力和施压者？对某种违反行为标准的行为应设置哪种压力和多大的压力？对某一压力施加之后的社会效果如何进行预测和评估？某一压力应由哪一机关施加？这些都是需要在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加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又需要借助于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社会系统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经验教训。这些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理论研究、提出法律草案的任务，任何单一学科的专家甚或单一学科的研究群体，都是无法胜任。
新兴科学的劲旅━━━━━━软科学的形成、发展和应用，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和控制社会系统,包括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这种庞然大物的大门。软科学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各环节的协调发展提供最优化的方案和决策的科学。因此，要想真正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必须要有以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为目的的软科学研究的加盟，以集中多学科的精兵强将，用群体的智慧，达到现有条件下的诉讼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达到现有条件下的诉讼立法的最高水平。
在三大诉讼法以往的立法活动中，人们没有认识到诉讼法学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边缘学科、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因而从未借重软科学研究，即由多学科的专家、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草案，而总是由各诉讼法学方面的专家组织人员、征求各诉讼法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提出修改草案。如有报导说，《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就是“陈光中教授于1993年接受人大法工委的委托，亲自带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的专家学者，进行国内外的调查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奋斗，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并加以论证。该建议稿共三编329条，连同论证的内容达35万字。该稿上报全国人大法工委后，65%的条文为1996年新修正的刑诉法所吸收。鉴于本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在国家立法中的作用，该书获北京市社科基金特别奖和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⑥我丝毫不否认陈教授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但是，如果有各相关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及法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到他所“带领”的人员当中，有意识地遵循软科学的研究规律进行“奋斗”，是不是更符合《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客观要求呢？
应用系统法学，我们已经知道，诉讼法学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是各相关学科的的边缘学科；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需要进行软科学研究。据此，笔者试对此次各个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设想，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㈠制定研究机构的组建方案。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个组建调查、研究、起草三大诉讼法的临时机构（以下简称研究机构）的方案。该方案应包括：研究人员的公开招聘程序；研究人员的较高待遇（月薪应不低于15000元）；研究人员的构成（应包括三大诉讼法学专家和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某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科学等学科的具有T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的义务（包括终止一切其他职务活动、赢利活动、不得接受执法机关给予的利益、终身不得在执法机关工作等。）；研究机构的设置（应设立两个平行的、人员构成相同的机构）、研究机构总负责人的产生程序，及其他与机构组建有关的内容。
㈡提出研究经费的预算，对研究经费的使用进行财会控制和审计监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国家财政局提出研究经费预算报告，经审批后，再公开聘任财会人员管理经费，委托审计师对经费的使用实行审计监督。
㈢组建研究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研究机构的组建方案，将招聘的研究人员平分为两组，分别组建两个平行的、相同的研究机构，各研究机构内部的研究人员再通过竞选产生总负责人。由总负责人聘任各调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总负责人与项目负责人组成研究机构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分配、调动研究人员，公开聘任一般工作人员。
㈣制定调查研究计划、工作方式和任务。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小组会议，分别制定各自的调查、研究的计划、工作方式和任务，包括确定调查、研究项目、课题、时间表、工作会议的召开等内容，这方面可以吸收和借鉴国外某些软科学研究组织的经验，从国外软科学研究机构聘请顾问。
㈤形成修改草案和意见并征求意见。各研究机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按计划同时形成本机构的诉讼法修改草案和详尽的论证意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通过电视向全社会公民进行宣讲，并应互相辩论，广泛征求意见。
㈥完善修改草案和意见。各研究机构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后，对各自提出的修改草案和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最后的修改草案和论证意见。
㈦选择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两个修改草案中选取一个作为蓝本，吸收另一个草案中的部分内容，形成提交人大代表大会审议的诉讼法修正案。在此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可从各研究机构中选聘研究人员;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应当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提供咨询。
㈧进入立法程序。由人大常委会按《立法法》规定程序将修正案提交人大代表大会审议，进行立法。
两个研究机构，应按计划同时或相继分别进行各个诉讼法的调查、研究、提出草案和意见的工作，并应提出其他与各诉讼法相关法律的草案或修改草案及意见。
尽管系统法学提出后没有引起法学界的注意，但是，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用现有的法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笔者应用系统法学进行分析，总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各种合同的起草中，为收到较好的效果，笔者应用系统法学设置合同条款，效果也很理想，而且屡试不爽。本文提出的应用系统法学所看到的三大诉讼法的立法失误，实际上是我国许多立法中带有共性的问题；所提出的修改思路，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的立法当中。笔者当然希望这种分析能够有助于我国立法水平的提高，但更希望能够听到法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实际法律工作的人士，对系统法学及应用系统法学对立法的这种分析提出的质疑，以使系统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得到检验。

注释：
①见《系统法学大纲》 北大法律信息网 论文论著栏目。
②见《铸鼎余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瞻实录——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瞻大型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22日。
③见陈光中、宋英辉：《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检察日报正义网 2003年11月07日。
④见李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动向》 http://www.dffy.com　2004-10-17。
⑤见《孟子·离娄上》第一章。
⑥见《陈光中简介》 中国诉讼法律网。

最新参考文献：
1．《2004年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陈卫东 刘计划 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学者论坛。
2．《2005全国诉讼法年会》 作者：李富成 清风檐法律网>>理论实践>>诉讼实践。
3．《技术推进与诉讼观念变革 ——写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王新清 李蓉 刑辩网首页 >刑辨理论>刑辩理论 。
4．《社科新闻在线期刊学术会议科研资源社科名家高校巡礼社科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 科研资源_获奖成果简介 - Sinoss.com。
5．《关注三大诉讼法修改》 作者：蒋安杰 孙长永 李佑标 叶自强 张榕 李季 羊琴 老行者之家网—老行者论坛2004-2-13 。
6．《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 作者：李元起 柳建龙 老行者之家网—老行者论坛 更新时间：2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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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一条
（移转）
一、时效一经开始，即持续进行，即使有关权利已移转予新权利人亦然。
二、如债务已由第三人承担，则时效在惠及第三人下仍持续进行，但该承担造成对时效起中断作用之承认者除外。
第二分节
时效之期间
第三百零二条
（一般期间）
时效之一般期间为十五年。
第三百零三条
（五年之时效）
下列给付之时效期间为五年：
ａ） 永久或终身定期金之年金；
ｂ） 承租人应支付之不动产及动产租金，即使属一次性支付者；
ｃ） 约定或法定利息，即使仍未结算者，以及公司之股息；
ｄ） 可连同利息支付之本金摊还额；
ｅ） 到期之扶养费；
ｆ） 其它可定期重新作出之给付。
第三百零四条
（判决或执行名义所承认之权利）
一、如法律就某权利之时效定出较一般时效期间为短之时效期间，且其后该权利经确定判决确认或有其它执行名义存在，则该权利受一般时效期间约束，即使上述受法律规定之时效仅属推定性质亦然。
二、然而，如上述判决或其它执行名义涉及尚未到期之给付，则针对该等给付之时效仍以较短之时效期间为准。
第三分节
推定时效
第三百零五条
（推定时效之依据）
本分节所指之时效以推定已履行义务为依据。
第三百零六条
（债务人之自认）
一、因期间届满而推定已履行义务者，该推定仅得由原债务人或因继承而承担债务之人通过自认予以推翻。
二、诉讼外之自认须以书面作出，方生效力。
第三百零七条
（默示之自认）
如债务人拒绝在法庭作出陈述或宣誓，或在法庭作出与已履行义务之推定相抵触之行为，则视其自认债务。
第三百零八条
（一般规则之适用）
对受推定时效约束之债，按照一般规定适用一般时效之规则。
第三百零九条
（六个月之时效）
提供住宿、食物或饮品之场所因提供住宿或饮食所生之债权，其时效期间为六个月，但不影响下条ａ项之规定。
第三百一十条
（两年之时效）
下列给付之时效期间为两年：
ａ） 向学生提供住宿或食宿之场所，以及提供教学、教育、救济或治疗服务之场所因提供上述服务所生之债权；
ｂ） 商人因出卖物品予非商人或予不利用有关物品作贸易之人所生之债权，及从事工业者因提供货物或产品、执行劳务或管理他人业务所生之债权，亦包括垫款所生之债权，但为债务人所从事之工业而作出之给付除外；
ｃ） 在从事自由职业中因提供服务及为获得有关费用之偿还而生之债权。
第四分节
时效之中止
第三百一十一条
（因双方关系之中止）
一、在下列期间，时效不完成：
ａ） 配偶或具有事实婚关系之当事人之间，在此种关系存续期间直至关系终止后两年；
ｂ） 行使亲权之人与受亲权约束之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或保佐人与被保佐人之间，在此种关系存续期间直至导致时效中止之上述关系终止后两年；而就未成年人对行使亲权之人所拥有之债权及被监护人对监护人所拥有之债权方面，上述期间延长至关系终止后四年；
ｃ） 就担任家务工作之人与其雇主间所存在之一切债权，在此种工作关系存续期间直至关系终止后两年；对于其它工作关系之当事人之间就该工作关系而产生之债权，在工作关系存续期间直至关系终止后一年；
ｄ） 因法律规定或法院或第三人之指定，财产须由他人管理之人与执行管理人之间，在此种关系存续期间直至最后管理报告核准后两年；
ｅ） 法人与其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之间就后者因在法人内出任职务而须承担之责任，在此种关系存续期间直至有关行政管理人员职务终止后两年；
ｆ） 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且债务人为债权之用益权人或对债权拥有质权，在此种关系存续期间直至该用益权或质权消灭后两年。
二、然而，如上款所指之时效中止期间比有关法律关系之通常适用之时效期间为长，则视时效之中止期间减缩至与通常适用之时效期间相同之期间。
第三百一十二条
（有利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之中止）
一、在未成年人有法定代理人或财产管理人后之两年内，又或未成年人取得完全行为能力后之两年内，针对未成年人之时效不完成，但涉及未成年人有行为能力作出之行为除外。
二、上条第二款之规定亦予适用。
三、因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财产管理人之过失而导致时效完成者，未成年人要求该法定代理人或财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之权利，必予保留。
四、以上各款之规定，适用于无行为能力行使权利之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不同之处在于：在并无发生时效中止时即予适用之时效期间届满三年后，即视无行为能力终止，但无行为能力已终止在先者除外。
第三百一十三条
（因不可抗力或债务人欺诈之中止）
一、基于不可抗力之原因，债权人在其权利之时效期间最后三个月内不能行使其权利者，时效在该段不能行使权利之存续期间内中止，且不在该中止原因终止后一个月内完成。
二、因债务人之欺诈导致债权人未有行使其权利者，适用上款之规定。
第三百一十四条
（遗产中之权利或针对遗产之权利之时效）
遗产中之权利或针对遗产之权利，其时效自得主张权利之人或主张权利所针对之人被确定时起六个月内不完成。
第五分节
时效之中断
第三百一十五条
（权利人促使之中断）
一、时效因透过司法途径就任何能直接或间接表达行使权利意图之行为作出传唤或通知而中断，无须考虑该行为所属之诉讼种类以及该法院是否具管辖权。
二、如传唤或通知于声请后五日内仍未作出，且其原因不能归责于声请人，则视时效于该五日后即告中断。
三、传唤或通知之撤销，不妨碍以上各款所定之中断效力。
四、为着本条规定之效力，透过其它司法途径将具有行使权利意图之行为知会权利人可行使权利予以针对之人时，即等同作出上述之传唤或通知，但下款所指之途径除外。
五、透过司法途径作出藉以表达行使权利意图之诉讼以外之通知，并不中断时效，但导致有关时效在通知后两个月内不完成；如通知于声请后五日内仍未作出，且其原因不能归责于声请人，则视通知于该五日后即被作出。
六、透过司法途径作出具延长时效期间作用之诉讼以外之通知后，不得接续作出具相同作用之另一通知。
第三百一十六条
（仲裁协议）
一、仲裁协议使欲实现之权利之时效中断。
二、订有仲裁条款或法律规定须作仲裁审理时，时效于出现上条所指之任一情况时视为中断。
第三百一十七条
（承认）
一、权利人可行使权利予以针对之人，向权利人承认权利时，时效亦告中断。
二、默示承认系可从明确显示承认权利之事实中体现时，方产生效力。
第三百一十八条
（中断之效果）
一、对时效而言，中断使已经过之时间失去作用，且使时效期间在导致中断之行为作出后即重新开始进行，但不影响下条第一款及第三款规定之适用。
二、重新开始之时效受原时效期间所约束，但第三百零四条所规定者除外。
第三百一十九条
（中断之存续）
一、如中断系因传唤、通知或等同之行为所导致，又或因仲裁协议而导致，则时效期间在导致诉讼程序结束之裁判成为确定前不重新开始进行。
二、然而，如出现撤回诉讼或驳回起诉，或该诉讼程序被视为弃置，又或仲裁协议已作废者，则时效期间在导致中断之行为作出后即重新开始进行。
三、如因不可归责于权利人之程序上原因而使对被告之起诉被驳回或使仲裁协议作废，且时效期间在当时已届满，或将在有关裁判成为确定或导致仲裁协议作废之事实发生后两个月内届满，则视时效在该两个月内不完成。
第三节
失效
第三百二十条
（中止及中断）
除斥期间既不中止亦不中断，但法律有此规定者除外。
第三百二十一条
（除斥期间之开始）
如法律未规定始日，则除斥期间于可依法行使权利时开始进行。
第三百二十二条
（对失效之有效订定）
一、藉以设立有关失效之特别情况、或藉以变更或放弃有关失效之法律制度之法律行为，只要所涉及者非属各当事人不可处分之事宜或并未对时效之法定规则构成欺诈，均为有效。
二、如对立约人之意思有疑问，有关时效中止之规定适用于失效之约定情况。
第三百二十三条
（阻碍失效之原因）
一、唯在法定或约定之期间内作出法律或约定赋予阻却作用之行为，方阻碍失效之发生。
二、然而，如有关期间系由合同定出或属法律对可予处分之权利所定出之期间，则权利人应行使权利予以针对之人承认权利时，亦阻碍失效之发生。
第三百二十四条
（起诉之驳回、诉讼程序之中断及仲裁协议之不生效力）
一、如失效所涉及之权利为提起司法诉讼之权利，且有关诉讼已按时提起，则适用第三百一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然而，如就失效所定之期间少于两个月，则以此期间取代该条所指之期间。
二、在上款第一部分所规定之情况下，如诉讼程序中断，则自提起诉讼至中断诉讼程序之期间不计入产生失效效力之期间内。
第三百二十五条
（失效之依职权审查）
一、如失效之设立系涉及非属各当事人可处分之事宜，则法院对失效依职权进行审查，且当事人得在诉讼程序之任一阶段内提出该失效。
二、如失效之设立系涉及各当事人可处分之事宜，则对失效适用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
第四分编
权利之行使及保护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三百二十六条
（权利之滥用）
权利人行使权利明显超越基于善意、善良风俗或该权利所具之社会或经济目的而产生之限制时，即为不正当行使权利。
第三百二十七条
（权利之冲突）
一、在相同或同类权利上出现冲突时，各权利人应尽量妥协，使有关权利能在不对任一当事人造成较大损害之情况下同样产生效力。
二、权利不相同或其所属类别不相同时，以在具体情况下应被视为较高之权利为优先。
第三百二十八条
（自助行为）
一、为实现或确保自身权利而使用武力，且因不及采用正常之强制方法以避免权利不能实现而有必要采用上述自助行为时，只要行为人之行为不超越避免损失之必要限度，则为法律所容许。
二、为消除对行使权利之不当抵抗，自助行为得为将物押收、毁灭或毁损之行为或其它类似之行为。
三、如所牺牲之利益大于行为人欲实现或确保之利益，则自助行为属不法。
第三百二十九条
（正当防卫）
一、为排除行为人或第三人之人身或财产受正进行之违法侵犯而作之行为，只要系在不能以正常方法排除该侵犯之情况下作出，且行为所引致之损失并非明显超越该侵犯可引致之损失者，视为正当。
二、即使防卫属过当，只要过当系因行为人本身无过错之精神紊乱、恐惧或惊吓而引致者，其行为亦视为正当。
第三百三十条
（对自助行为或正当防卫之前提具有之错误）
如权利人因误认符合自助行为或正当防卫之前提而作出行为，则必须赔偿由此所引致之损失，但该错误属可原谅者除外。
第三百三十一条
（紧急避险）
一、在同时符合下列要件时，为排除威胁行为人本人或第三人受法律保护之利益之正在发生之危险而作出之行为，如其系排除该危险之适当方法，则为法律所容许：
ａ） 危险情况非因行为人己意造成，但为保护第三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ｂ） 保全之利益明显大于牺牲之利益；
ｃ） 按照受威胁利益之性质或价值，要求受害人牺牲其利益属合理者。
二、然而，危险系完全因行为人之过错而造成时，行为人必须向受害人赔偿其遭受之损失；如非纯因行为人过错而造成危险，则法院得依衡平原则定出赔偿，且除判令行为人作出赔偿外，还得判令其它从该行为得益之人或导致该紧急避险情况出现之人作出赔偿。
第三百三十二条
（受害人之同意）
一、在取得他人同意之情况下作出损害该人权利之行为，为法律所容许。
二、然而，如上述行为系法律所禁止或违背善良风俗之行为，受害人之同意不阻却行为之不法性。
三、为受害人之利益及按其可推定之意思而造成之损害，视为经受害人同意之损害。
第三百三十三条
（强迫性金钱处罚）
一、法院在判令债务人对因合同而拥有获得给付权利之债权人履行给付之同时，或在判令当事人终止侵犯绝对权利或承担损害赔偿义务之同时，可应权利被侵害之一方之请求、按照最适宜于有关个案之具体情况之处理方式，而判令债务人须就其有过错之迟延履行裁判而向受害人支付一项按日、按周或按月计算之金额，或判令债务人须向受害人支付一项按债务人每一有过错之违反裁判之行为而计算之金额；对裁判之迟延履行推定属有过错。
二、对于命令作出该处罚之判决成为确定前之期间，不得设定强迫性金钱处罚，而就损害赔偿算出前之期间，亦不得设定该金钱处罚；但债务人纯粹以拖延为目的提起上诉而被判败诉者除外，在此情况下，有关处罚自命令该处罚之裁判被通知之日起适用。
三、法院仅在认为合理之情况下，方作出强迫性金钱处罚之命令，而有关处罚金额须根据衡平原则确定，其中包括对债务人之经济条件、有关违法行为之严重性及处罚金额对达成强迫履行之目的是否适当作出考虑。
四、对已设定具相同目的之强迫性违约金之情况，不适用强迫性金钱处罚；如属判令债务人对因合同而拥有获得给付权利之债权人履行给付之情况，且给付之内容系要求债务人具有特别之学历或艺术水平方可作出之不可替代之积极或消极事实，则对作出此命令之裁判，亦不适用强迫性金钱处罚。
第二章
证据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三十四条
（证据之功能）
证据具有证明事实真相之功能。
第三百三十五条
（举证责任）
一、创设权利之事实，由主张权利之人负责证明。
二、就他人所主张之权利存有阻碍、变更或消灭权利之事实，由主张权利所针对之人负责证明。
三、如有疑问，有关事实应视为创设权利之事实。
第三百三十六条
（在特别情况下之举证责任）
一、在消极确认之诉中，由被告负责证明有关创设其所主张权利之事实。
二、如属原告应自获悉某一事实日起一定期间内提起之诉讼，则由被告负责证明该期间已届满，但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者除外。
三、如原告所主张之权利受停止条件或始期约束，则由原告负责证明停止条件已成就或期限已届至；有关之权利受解除条件或终期约束时，则由被告负责证明解除条件已成就或期限已届至。
第三百三十七条
（举证责任之倒置）
一、如存在法律上之推定、举证责任之免除或解除，或存在具上述意义之有效约定，则以上各条规则中之责任倒置；在一般情况下，法律每有此倒置责任之规定时亦然。
二、因对方之过错使负举证责任之人不能提出证据时，举证责任亦倒置，但诉讼法对违令或虚假声明所特别规定适用之制裁仍予适用。
第三百三十八条
（关于证据之约定）
一、倒置举证责任之约定，如涉及不可处分之权利，或责任之倒置使一方当事人极难行使权利，则属无效。
二、在相同条件下，排除某种法定证据方法之约定或采纳某种与法定证据方法不同之方法之约定均无效；然而，如规范证据之法律规定系以公共秩序上之理由为依据，则上述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均属无效。
第三百三十九条
（反证）
除下条之规定外，对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所提出之证据，他方当事人得就相同事实提出反证，使事实受到质疑；如反证成立，就该问题之裁判应不利于负举证责任之一方。
第三百四十条
（反对法定完全证据之方法）
对于法定完全证据，只能以显示出作为该证据对象之事实为不真实之证据予以反对，但法律特别规定其它限制者除外。
第三百四十一条
（习惯法或澳门地区以外之法律）
一、援用习惯法或澳门地区以外之法律之人，应证明该法之存在及其内容；而法院则应依职权设法查明之。
二、如法院须按习惯法或澳门地区以外之法律作出裁判，且无一当事人援用该法，或援用方之对方承认该法之存在及内容或对其不提出反对，则法院亦应依职权查明之。
三、法院在不能确定适用法律之内容时，应采用澳门一般法律之规则。
第二节
推定
第三百四十二条
（概念）
推定系指法律或审判者为确定不知之事实而从已知之事实中作出之推论。
第三百四十三条
（法律推定）
一、因法律推定而受益之一方，对所推定之事实无须举证。
二、法律推定得以完全反证推翻，但受法律禁止者除外。
第三百四十四条
（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仅在采纳人证之情况及条件下，方予采纳。
第三节
自认
第三百四十五条
（概念）
自认系指当事人对不利于己、但有利于他方当事人之事实承认其真实性。
第三百四十六条
（能力及正当性）
一、作出自认之人为具能力及权力处分其自认事实所涉及之权利者，该自认方产生效力。
二、在普通共同诉讼上，共同诉讼人之自认产生效力，但以该自认人之利益范围为限；然而，在必要共同诉讼上，共同诉讼人之自认则不产生效力。
三、代位诉讼人所作之自认对被代位诉讼人不产生效力。
第三百四十七条
（自认之不可采纳性）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自认对自认人不构成不利证据：
ａ） 法律认为属不充分之自认或涉及受法律禁止承认或调查之事实；
ｂ） 自认所涉及之事实与不可处分之权利有关；
ｃ） 自认之事实属不可能或明显不存在。
第三百四十八条
（种类）
一、自认可分为诉讼上及诉讼外之自认。
二、诉讼上之自认系指在不论有否管辖权之法庭、或甚至在仲裁庭上所作出之自认，即使所涉及者属非讼事件之程序亦然。
三、于一诉讼程序内作出之自认仅在该诉讼内具有诉讼上自认之效力；于任何诉讼开始前之程序或附随程序上所作出之自认，仅在与有关程序相应之诉讼内具有诉讼上自认之效力。
四、凡透过与诉讼上自认不同之其它方式作出之自认，均为诉讼外自认。
第三百四十九条
（诉讼上自认之方式）
一、自发之诉讼上自认，得按诉讼法规定在书状内作出，又或在有关诉讼内之其它经当事人亲自确认、或经特别获许可之受权人确认之行为内作出。
二、引发之诉讼上自认得在当事人之陈述内作出，又或在提供予法院之数据或解释中作出。
第三百五十条
（自认表示）
一、自认表示应明确无疑，但法律免除此要求者除外。
二、如当事人被着令作出陈述，或到场提供数据或解释，但当事人在未证明存在合理障碍之情况下不到场、拒绝作出陈述或拒绝提供数据或解释，又或以不记得或不知作答，则法院对当事人之行为作出自由判断，以定出其证明力。
第三百五十一条
（自认之证明力）
一、以书面方式作出之诉讼上自认，对自认人有完全证明力。
二、对于以公文书或私文书方式作出之诉讼外自认，按照适用于有关文书之规定而确定其证明力，如该诉讼外自认系向他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作出，则具有完全证明力。
三、非载于文件上之诉讼外自认，在不采纳人证之情况下，不得由证人证明；在采纳人证之情况下，则自认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
四、凡以非书面方式作出之诉讼上自认，以及向第三人作出或载于遗嘱内之诉讼外自认，均由法院自由判断。
第三百五十二条
（自认之无效及可撤销）
一、如对诉讼上或诉讼外自认之撤销请求权仍未失效，则即使有关裁判已成为确定，仍得因意思表示之欠缺或瑕疵，而按一般规定宣告该自认无效或撤销该自认。
二、错误如属重要，则无须具备对撤销法律行为所要求之要件。
第三百五十三条
（自认之不可分割性）
如诉讼上或诉讼外之自认表示附带其它事实或情事之叙述，而该等事实或情事系旨在否定被自认事实之效力或旨在变更或消灭其效力者，则拟利用该自认表示作为完全证据之当事人，亦须接受所附带之其它事实或情事为真实，但证明该等事实或情事为不真确者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条
（无自认效力之承认之价值）
就承认人对不利于己之事实所作之承认，如不能具备自认之价值，则由法院以其作为证据要素予以自由判断。
第四节
书证
第一分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五十五条
（概念）
书证系源自文件之证据；文件系指任何由人编制用以再现或显示人、物或事实之对象。
第三百五十六条
（文书之种类）
一、文书得为公文书或私文书。
二、公文书系指公共当局在其权限范围内、或公证员或被授予公信力之官员在其所获授权之行事范围内依法定手续缮立之文书；其它文书为私文书。
三、当事人按公证法之规定在公证员面前确认之私文书，为经认证之文书。
第三百五十七条
（文书之法定要求）
一、法律要求以公文书、经认证之文书或私文书作为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之方式时，该指定文书不得由另一证据方法或以另一不具较高证明力之文书代替。
二、然而，法律明确指出对文书之要求仅旨在作为意思表示之证据时，有关文书得由诉讼上或诉讼外之明示自认所代替，但诉讼外自认须载于具同等或较高证明力之文书内。
第三百五十八条
（澳门以外地方发出之文书）
一、由澳门以外之地方按照当地法律发出之公文书或私文书，与在澳门缮立之同类性质文书具有同等之证明力。
二、然而，如法院有充分理由怀疑文书或其认定之真确性，则由法院自由判断该文书之证明力，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三百五十九条
（法定要件之欠缺）
文书欠缺法律所要求之某一要件时，由法院自由判断其证明力。
第三百六十条
（文书之再造）
不论因任何原因而灭失之文书，得按照司法途径再造。
第三百六十一条
（机械复制品）
如提交复制文件所针对之当事人不争议复制品之真确性，则相片或影片之复制、声带之纪录及其它关于事实或物之一般机械复制品均对所显示之事实及物构成完全 证据。
第三百六十二条
（电子商业）
本节之规定，并不影响有关电子商业之特别法之适用。
第二分节
公文书
第三百六十三条
（公共当局、官员及公证员之权限）
一、如公共当局、官员或公证员就文书所涉及之事宜及在地域上均具有权限缮立有关文书，且非处于法定回避之情况而不得缮立文书，则其所缮立之文书方为公文书。
二、然而，由公开出任有关职务之人所缮立之文书，视为由有权限之公共当局、公共公证员或其它官员所缮立；但参与人或受益人于作成文书时明知有关当局或官员之资格虚假、不具有权限或在就任上存在不当情事者，不在此限。
第三百六十四条
（真确性）
一、如文书由作成人签署，并附有经公证员认定之作成人签名或有关部门之印章，则推定其由有关当局或官员所发出；对于由公证员缮立之文书亦给予同样之推定。
二、真确性之推定得透过完全反证推翻，且得因文书之外在征象显示其不具真确性而由法院依职权排除其真确性；如有怀疑，得听取按文书所指为发出文书者之公共当局、官员或公证员之意见。
三、对出于十八世纪前之文书，任何当事人或接收该文书之实体对其真确性有争论或怀疑时，须由按照特别法规定具有相关权限之实体、或由法院所指定之公认具适当条件之其它实体作出检查，以确定其真确性。
第三百六十五条
（证明力）
一、公文书对其本身所指由有关当局、官员或公证员作出之事实，以及对以作成文书实体之认知为依据而透过文书所证明之事实，均具有完全证明力；作成文书者之个人判断，仅作为供裁判者自由判断之要素。
二、文书内载有经订正或加杠线之字，或经涂改之字或插行书写之字而无作出适当之更改声明时，由裁判者对文书上之该等外在瑕疵排除或减低文书证明力之程度作出自由判断。
第三百六十六条
（虚假）
一、公文书之证明力，唯以公文书为虚假作为依据时，方可予推翻。
二、被指为公共当局、官员或公证员所认知而透过文书证明之任何事实，而实际上并未发生者，又或被指为负责之实体所作出而透过文书证明之任何行为，而实际上并未作出者，该文书即为虚假。
三、如从文书之外在征象明显显示文书为虚假，则法院得依职权宣告其为虚假。
第三分节
私文书
第三百六十七条
（签名）
一、私文书应由作成人签名；作成人不懂或不能签名时，则由他人代其签名。
二、在大量发出文书或其它习惯上容许使用机械复制之情况下，签名得由单纯之机械复制所代替。
三、如文书之签署人系不懂阅读或不能阅读之人，则仅在有关文书已先向签署人读出、且其签署系在公证员面前作出或确认之情况下，该签署方产生约束力。
四、代签之作出或确认，亦应在向被代签人宣读有关文书后，于公证员面前为之。
第三百六十八条
（笔迹及签名之作成人）
一、对于私文书内之笔迹及签名或仅其签名，如已获得出示文书所针对之当事人之承认或对其不提起争议，或该当事人虽被指为作成人而表示不知是否属其笔迹或签名，又或有关之笔迹及签名或仅其签名在法律或司法上被视作真实，则有关之笔迹及签名或仅其签名即视为真实。
二、出示文书所针对之当事人，如对该笔迹或签名之真实性提起争议、或表示不知该笔迹或签名是否真实且否认为其作成人，则由出示文书之当事人证明该笔迹或签名之真实性。
第三百六十九条
（公证认定）
一、如文书之笔迹及签名或仅其签名已按公证法之规定经当场认定，则视为真实。
二、如出示文书所针对之当事人提出笔迹及签名或仅签名之当场认定为虚假，则由其证明该虚假。
三、对照认定等同单纯之鉴定性判断，但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第三百七十条
（证明力）
一、按以上各条规定经认定作成人之私文书，对其作成人所作之意思表示有完全证明力，但不影响对文书虚假之争辩及证明。
二、意思表示内违背表意人利益之事实视为已证实；但按照证据中有关透过自认而构成证据之规定，意思表示为不可分割。
三、文书有页边注记、插行书写之字、涂改字、订正字或其它外在瑕疵而无适当之更改声明时，由裁判者对该等瑕疵排除或减低文书证明力之程度作出自由判断。
第三百七十一条
（经认证之文书）
按照公证法规定经认证之私文书，具有公文书之证明力，但法律要求行为须以公文书作出方有效时，则公文书不得为经认证之私文书所替代。
第三百七十二条
（在空白文书上签名）
如签署人在全部或部分空白之文书上签名，则在显示出在该文书内被加上异于签署人所同意之意思表示时，又或该文书被他人从签署人处取去时，得使文书失去其证据价值。
第三百七十三条
（电报之价值）
电报之正本，如由发出人本人所写及签名或仅由其签名，或按第三百六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由其代签人所写及签名或仅由其签名，则视该电报具有与私文书相同之一切效力，且同受以上各条规定之约束。
第四分节
特别规定
第三百七十四条
（纪录及其它笔录）
一、如某人惯常用作记载他人向其所作支付之纪录及其它笔录，即使系以简单符号作出者，明确指出已收取某项支付，则构成针对作成人之证据，但作成人可透过任何方法证明该记载不符合实情。
二、由他人按债权人之指示而作成及签名之相同笔录，亦具有同等之证明力。
三、按照证据中有关透过自认而构成证据之规定，在上述情况下适用不可分割规则。
第三百七十五条
（文书之尾部、边页或背页之注记）
一、债权人或按其指示之他人于债权人所持有之文书内之尾部、边页或背页作出之注记，即使既无日期又无签名，如有利于解除债务人之责任，则对所记之事实构成证明。
二、债权人或按其指示作出行为之人，于债务人所持有之受领证书或负债凭证之尾部、边页或背页所作之注记，亦具有上指之价值。
三、注记之证明力得透过任何证据方法予以对抗；然而，如有关注记属于债务人所持有之文书或凭证上之受领声明，且其上具有债权人之签名，则适用有关由作成人签署私文书之法定规则。
第三百七十六条
（笔录或注记之删除）
债权人删除以上两条所指之笔录时，即使该删除不影响笔录之读取，仍导致失去笔录所获赋予之证明力，但笔录系按照第七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而应债务人或第三人之要求而删除者除外。
第三百七十七条
（证明）
一、摘自于公证署或公共机关存盘之文件之内容证明，如属由公证员或其它经获许之公共受寄人所发出，则具有正本之证明力。
二、对于从部分内容证明而得之证据，得透过整体内容证明而使之失去证明力或变更其证明力。
三、任何利害关系人及公共当局，得为着证据之目的，而对向其出示部分内容证明之人要求出示相应之整体内容证明。
第三百七十八条
（证明之证明）
按照原证明而发出符合法律规定之证明，具有原证明之证明力。
第三百七十九条
（使证明失去证明力）
一、透过将证明与正本核对或与原证明核对，得使证明失去证明力或变更其证明力。
二、出示证明所针对之人，得要求在其面前进行上述核对。
第三百八十条
（认证缮本）
一、由公证员或获许可发出载有整体或部分文件内容之副本之官员，在收到为获发上述副本而出示之独立文件后，根据该原件而发出之载有整体或部分文件内容之副本，在提交副本所针对之当事人不要求出示其正本之情况下，具有正本之证明力。
二、经要求出示正本后，如不出示正本，或显示上述认证缮本与出示之正本不符，则该认证缮本不具有正本之证明力。
第三百八十一条
（文件之影印本）
一、在公证署或公共机关存盘之文件，其影印本如经有权限发出内容证明之实体证明其与原本一致，则具有内容证明之证明力。
二、在公证署或公共机关存盘之文件，其内容证明之影印本如经有权限发出内容证明之实体证明其与原内容证明一致，且原内容证明与原本之一致性又经正确证明，则上述影印本同样具有内容证明之证明力。
三、第三百七十九条之规定适用于以上各款所指之情况。
四、非属以上各款所指档案内之文件，其影印本如经公证员证明与原本一致，则具有认证缮本之证明力；在此情况下，适用上条之规定。
第五节
鉴定证据
第三百八十二条
（标的）
鉴定证据之目的，系在有必要运用专门之技术、科学或技能之知识下、或在基于涉及人身之事实不应成为司法勘验对象之情况下，透过鉴定人而对事实作出了解或认定。
第三百八十三条
（鉴定之证明力）
鉴定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定出。
第六节
勘验
第三百八十四条
（标的）
勘验证据旨在使法院直接了解事实。
第三百八十五条
（证明力）
勘验之结果由法院自由判断。
第七节
人证
第三百八十六条
（采纳性）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无直接或间接排除采纳人证，均得采纳人证。
第三百八十七条
（人证之不予采纳）
一、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如因法律之规定或当事人之订定而须以书面作出，或须以书面证明时，则不采纳人证。
二、事实已由文件或其它具完全证明力之方法完全证明时，亦不采纳人证。
三、以上各款之规则，不适用于对文件内容之单纯解释。
第三百八十八条
（与文件内容不符之约定或文件内容以外之约定）
一、如拟证明之对象，为任何与公文书、或与第三百六十七条至第三百七十三条所指私文书之内容不符之约定，又或为任何附加于上指文书内容之约定，则不得采纳人证；且不论有关约定系于文书制作之前、同时或之后订定者亦然。
二、虚伪人主张存在虚伪之合意及被隐藏之法律行为时，上款所指之禁止，适用于该合意及法律行为。
三、以上各款之规定，不适用于第三人。
第三百八十九条
（消灭债之事实）
以上各条之规定，适用于债之履行、免除、更新及抵销，且在一般情况下，适用于消灭债务关系之合同，但如消灭债之事实由第三人主张，则该等规定不适用于消灭债之事实。
第三百九十条
（证明力）
证人证言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
第二卷
债法
第一编
债之通则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节
债之内容
第三百九十一条
（概念）
债为法律上之拘束，使一人须对他人作出一项给付。
第三百九十二条
（给付之内容）
一、当事人得在法律限制范围内自由设定给付之积极或消极内容。
二、给付不以具金钱价值为必要，但应符合债权人受法律保护之某种利益。
第三百九十三条
（将来物之给付）
法律不禁止时，容许将来物之给付。
第三百九十四条
（给付之确定）
一、给付之确定得交由当事人一方、他方或第三人为之；无论属上述任何情况，给付之确定均应按衡平原则之判断为之，但当事人另订定其它标准者除外。
二、如给付不能确定或未在适当时间内确定，则由法院为之，但不影响适用有关种类之债或选择之债之规定。
第三百九十五条
（给付自始不能）
一、给付自始不能者，法律行为无效。
二、然而，如在给付将成为可能之情况下承担债务，或法律行为取决于停止条件或始期，且在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前给付已成为可能者，法律行为有效。
三、从给付之标的考虑，给付系不可能作出时，给付方视为不能，而不应仅因债务人本人之因素，将给付视为不能。
第二节
自然债务
第三百九十六条
（概念）
单纯属于道德上或社会惯例上之义务，虽不能透过司法途径请求履行，但其履行系合乎公平之要求者，称为自然债务。
第三百九十七条
（就不须作之给付之不得请求返还）
一、因履行自然债务而自发给付，不得请求返还；但债务人无行为能力作出给付者除外。
二、在未受胁迫下所为之给付，视为自发给付。
第三百九十八条
（制度）
自然债务适用法定债务之制度中不涉及强制给付部分之规定；但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者除外。
第二章
债之渊源
第一节
合 同
第一分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九十九条
（合同自由）
一、当事人得在法律限制范围内自由设定合同内容，订立不同于本法典所规定之合同或在本法典规定之合同内加入当事人均接受之条款。
二、当事人亦得将涉及两项或多项全部或部分受法律规范之法律行为之规则，纳入同一合同内。
第四百条
（合同之效力）
一、合同应予切实履行，并只能在立约人双方同意或法律容许之情况下变更或消灭。
二、仅在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况及条件下，合同方对第三人产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