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关劳动政策执行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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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权属确认暨遗产继承纠纷的法理识别


简要案情：
刘明与刘振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在城市郊区留有两处房地产，其中的一处由弟弟刘振居住，另一处空置，哥哥刘明起诉，要求确认空置的房院权属归其所有，法院经审理后裁判此处空置房屋的所有权归刘明，刘振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
本案中经在队批准，原被告的父母于1978年在北京某区城郊建房十间，刘明虽然主张建房时具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1987年所建房屋应属原被告双方父母共同财产，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东侧四间房屋于1991年由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进行修缮，故该四间房应为双方父母与刘明三人共同共有，法院确认刘明具有百分之四十份额，双方父母占百分之六十份额。因双方父母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刘明对口头分家一则未能举证，故该部分财产份额应由继承人分割。对于东四间，因系原被告双方及父母四人共同建成，应为四人共有，原告与被告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至于具体分割方式，本院认为刘振现居房屋虽于1991年翻建，但上述房产属父母所有房屋的价值转化，基于公平原则，并考虑现居住实际情况，应以刘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由其向刘振进行相应的价值补偿为宜。因长女、次女、三女、小女均放弃继承，故放弃部分应以法定继承方式，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据此，依据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郊区房屋及全部地上物归原告刘明所有，院落由刘使用。原告纵使被告补偿折价款九千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任何地方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证据显示：
原被告各自向法院提供了亲属关系证人证言，现状照片，村委会证明等。
争议焦点：
不动产权属如何确认？遗产份额如何划分？原有产权人去世后，能否将该房产再确认为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即无书面约定，家人之间对口头约定不予认可，如何确认此部分产权归属？
裁判事实：
刘振与刘明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分别与1997年12月、5月去世。刘明自1976年离家，1979年提干转为非农户口，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刘振有兄妹七人，均放弃继承权，哥哥于1981年意外身亡。1978年经当时的大队革委会批准，父母在位于城郊建房九间，1989年父母将其中的北房五间分配给刘振居住，另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将九间房分成东西两个宅院。1991年刘振对西院五间北房进行翻建，并一直居住至今，1994年该西院五间北房的权属变更在刘振名下。1997年，刘振的父母去世后，由刘振使用父母遗留的四间房，1998年刘振在该院内办养殖业，刘明城区有自己的私产楼房。
法理辩析：
1、确权要具备基础事实：
刘明诉求确认诉争院落及房屋的权属归其所有，诉状请求和内容系物权确认，但法院对诉求确权的案件依照继承法规定处理，导致诉判矛盾。
刘明提请确权诉求时，未能提供不动产权属归其所有的证据，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将父母所有的房屋确认给刘明所有，缺乏基础。
如按继承权纠纷审理，诉争的院落产权登记在刘振之父母名下，其他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依法应由刘振与刘明按继承法规定继承，各占百分之五十权属。
2、“今人”与“古人”能否共同共有：
刘明不能提供翻建房屋的证据，法院确认诉争房为刘明与父母共有产权，判决查明部分“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对西侧四间房进行修缮”；“该院落另有东厢房四间系父母与原被告共同建设”，系认定事实不清。判文前述“所建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后又述“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北侧四间房屋由刘明与父母共同共有”，前后矛盾的裁判，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部分：“刘明虽主张建房时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但裁判结论中又判归刘明，导致判词与裁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3、物权确认可否适用“酌情”：
原审将刘振父母的房产权属酌情给刘明“百分之四十份额”，支持理由为“公平原则”，将刘振早年取得权属的房产挪到此案中作为给刘明确权的铺垫，这份酌情似乎缺失法律基础。 法院确给刘明百分之四十权属，但把刘振翻建房屋写成父母房屋的价值转化，有些免强之理。
继承权或不动产确权纠纷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缺乏法律依据。继承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法院在分割遗产中的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所需要的财产时，应根据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和继承人的实际需要进行处理，法律没有诸如本案当中和稀泥式的自由裁量权酌情思路。诉争院落房屋一直由刘振使用，刘明从未使用过，刘明在城区有私产楼房。
4、办案思路与司法实践：
诉由“确权”，判词“继承”，发生诉判分离；委托评估重置价，但裁判分配院落，使客观价值较高的宅地与价值低的地上物按份额划分后折偿，不能算是坚持司法公平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不理”原则，当事人无诉、无争、无异议的财产，法院系授来之权，应无权涉及，但法院却把刘明未诉、自始至终未发生争议的财产纳入到裁判范围，与中立裁判原则不相融。
宅地继承裁判原则-----面对现实，尊重历史：
刘明自己有城区商品房，不存在居住困难，还有固家的工资收入，户口不在本村，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此次起诉目的为的是将来农村改造拆迁补偿；刘振一直在农村，无固定收入，对父母照顾较多，理应适当得到较多的遗产。原被告的父母身前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做过处置，司法应当尊重二十年前对财产的处置，不可从主观上再对二十年前就分配完的财产予以酌情。刘振的父母当年处分财产时，已经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诉争房屋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使用到去世，并未分配，利害关系的证言相互矛盾，陈述模糊，不能成为确权的证据。
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如有子女为父母出资，依照法律规定，在没有书面约定为共有的前提下，只能算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资助。
本案中刘明未与父母存在共同共有的意思约定，父母去世后任何人均无权违背父母意愿言称与父母共有。法院从中将原被告父母的财产宣布共同共有，违背法律原则，应当尊重实际使用和管理现状为裁判依据。
　　　　　　　　　　　　论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有关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虽然我国宪法未将教育平等的权利列为具体的宪法权利，但根据我国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条约》第13条的规定：我国公民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因此教育平等权实质上是一项基本权利。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教育平等权对一个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发展和基本人权的实现。高考是要选拔相对优秀的学生进行再培养，为社会输送人才，起着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高考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也是社会民众和政府高层极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但我国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线的划分存在一些问题，它们直接影响了教育平等权的实现。　　一、我国高考录取分数线划分的现状　　自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分省统一录取制度，即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依据各地区所分配的名额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然而，随着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高等学校录取的分数线不平等的情况。分数线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京、津、沪等城市的分数线划分相对较低；国家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录取分数线也较低，而且，各所高校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行了加分政策；高考大省如山东、湖南等地的录取分数线都很大程度地超出了其他省份，本省的考生即使有再高的分数也很难进入重点大学。　　（一）录取分数线向部分发达地区倾斜　　经济文化发达的京、津、沪等少数几个直辖市的录取分数线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据有关资料显示，十年以来，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比湖南省低77分，连分数线一直很低的贵州省也比北京市高1分，而理科线与湖北省竟相差114分。2001年，北京市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与浙江相差都在80分以上，若与高考大省山东省相比，更是相差120-140分。[1]这种差别可以使拥有同等分数的人分成重点、一般本科或专科，甚至连专科的提档线都达不到。这样就会使得经济文化发达地方的差生可以上好的学校，而经济文化落后地方的好学生则只能上差的学校。　　（二）录取分数线向西部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倾斜　　贵州、西藏、新疆等地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属于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自恢复高考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录取分数线划分较低的地区。此外，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招生政策，如:“对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考生、台籍侨属考生、烈士子女等等，可优先或降分录取；对一些艰苦行业或国家急需的农、林、师范等专业，也实行一定范围内的定向降分录取的倾斜政策。”当然，这种对西部边远地区及各地实际情况特殊的地方的倾斜和照顾，也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对这种情况本身并没有公平与否的争论。　　（三）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在不同地区也体现出划分的不同　　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灵活的招考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在全国的配置，以便照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国家同时也实行了对少数民族考生进行适当加分的政策，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如贵州省、云南省，少数民族在高考录取时统一加10分。但是，同时也出现另一个问题，主要反映在不同省的各地区之间。如从大区来看，云南省属全国不发达地区和文化教育弱省，就省与省之间比较，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全国偏低是正常的。但就局部而言，昆明等城市在全国比较起来也算是文化名域和经济较发达地区。楚文化发源地的湖南省属全国文化发达省，高考录取线都很高，从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因素来看，录取线高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湖南省少数民族较多的湘西等西部山区地区在全国应该算是文化和经济落后地区，昆明和湘西比较，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经济实力都比湘西高一个档次，而现行的招生政策却是昆明市执行云南省录取标准，湘西执行湖南省录取标准，两者之间相差120分，这样明显不公平。　　（四）农村和城市学生的录取比例失调　　农村和城市的录取线显然是不相同的，我国的考生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农村学生的录取分数是由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的“城市中心主义”造成的。“城市中心主义”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重点培养城市户口的学生。那些农村学生占多数的人口大省由于配额较少、整体录取率偏低而录取分数奇高，甚至可以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100分。因而，农村学生只有其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只有考出比城市学生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大学。显然，农村和城市学生的录取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