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0号
《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已由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13年7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27日
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2013年7月27日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预防和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突发事件的分级，按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四条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主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事机构负责本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综合协调、督查指导等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类别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协调、指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明确相关内设机构具体负责本部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相关机构和工作人员，做好本辖区内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应对日常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各级财政预算的预备费应当优先保障突发事件应对的需要。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人民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捐赠物资、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依法予以公布，并接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捐赠人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与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省）直驻当地有关单位的应急联动机制，并加强与毗邻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协调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高应急联动和快速反应能力。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作用，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意识，提高全社会避险、自救、互救等能力。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和新闻发言人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并对虚假信息及时予以澄清。
新闻媒体应当真实、客观、准确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的虚假信息。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纳入政府年度工作考核范围，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目标考核，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制定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和本级人民政府相关应急预案，制定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鼓励村(居)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五条 下列单位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具体应急预案：
（一）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病原微生物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单位；
（二）供水、排水、发电、供电、供油、供气、通信、广播、电视、江河圩堤、水库大坝、桥梁、隧道等公共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
（三）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宫、医院、车站、机场、港口、码头、体育场馆、商（市）场、影剧院、宾馆、饭店、公园、养老机构、金融证券交易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宗教活动场所、旅游景区（点）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
（四）交通运输经营、管理单位；
（五）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主办单位；
（六）其他存在潜在突发事件风险的应当制定应急预案的单位。
第十六条应急预案应当通俗、简便、管用，有关内容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并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势变化，适时予以修订。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街道办事处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备案。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城乡规划应当符合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的需要，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有的城乡规划不符合预防、处置突发事件需要的，应当依法进行修改。
已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不符合预防、处置突发事件需要的，当地人民政府、相关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可以将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馆、学校操场、地下商场、综合停车场、人民防空工程等适宜场所确定为应急避难场所。应急避难场所应当设置统一、规范的明显标志，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建设或者合理确定传染病人和疑似传染病人的隔离治疗场所。
应急避难场所、隔离治疗场所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加强维护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第十九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组织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已登记的危险源、危险区域。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重大决策以及重大项目，进行合法性、可行性和安全性评估，防止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对排查出的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及时予以调处化解。
第二十二条所有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本单位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掌握并及时处理本单位存在的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应当建立安全巡检制度，并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托公安消防队伍，建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承担综合性应急救援任务，并协助有关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需要，依托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其他应急力量建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依托社会力量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应当与其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高危行业企业没有建立专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应当与邻近具备相应能力的专职应急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慈善机构等组织建立各类成年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队伍应当具备专业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当为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鼓励保险服务机构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保险服务。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商业保险和参加互助保险，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提高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管理、专业技术等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组织本单位人员进行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应急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单位应当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专业技能的培训，提高抢险救援能力。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
村(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开展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地震、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火灾、交通事故、溺水、触电、中毒、传染性疾病等应急知识纳入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能力开展应急知识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应急知识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
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应急预案组织综合应急演练和专项应急演练，必要时可以组织跨地区、跨行业的应急演练，提高快速反应和整体协同处置能力。
其他制定应急预案和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单位，应当结合各自实际，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单位，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学校、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第二十八条本省按照统筹规划、分级负责、统一调配、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三级应急物资保障机制，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并根据不同区域突发事件的特点，分部门、分区域布局省级应急物资储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协调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并将应急物资储备情况报本级人民政府办事机构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和突发事件易发、多发地区的应急物资储备，建立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急物资协调保障机制。
鼓励单位和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第二十九条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应急平台体系技术要求，建立连接全省各地区和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高效的应急平台体系和数据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综合应急平台，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应当建立专业应急平台，并纳入全省应急平台体系。
应急平台体系应当具备突发事件的值守应急、信息汇总、综合研判、指挥调度、视频会商和辅助决策等功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保障应急平台建设所需的场所、指挥车辆和通信设施等装备。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专业人才库，根据实际需要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分析评估、决策咨询和处置建议；必要时，可以吸收专家直接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应急平台体系建立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形成突发事件信息汇集、报送、储存和分析研判快速反应机制。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通过互联网、信息报告员、监测网点、向社会公布的报警电话等多种途径收集突发事件信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应当立即通过110报警电话等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对收集和接报的突发事件信息及时进行分析研判。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发生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事发后两小时内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报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事发后三小时内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四条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伤亡或者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事件发展势态及处置情况等。
有关单位和人员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
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预警级别的划分，按照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六条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向社会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托气象部门建立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规范预警信息发布的权限和程序，形成统一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预警信息的发布内容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防空警报、户外终端显示设备、警报器、宣传车、传单或者逐户通知等方式公开播发预警信息；对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和通信、广播、电视盲区以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播发预警信息。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协助做好预警信息的播发。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和通信运营企业，应当采取保障措施，确保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及时发布。
第三十八条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预警级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避免或者减轻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失。
村（居）民委员会、有关单位和人员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当配合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
第三十九条 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向社会重新发布。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信息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宣布终止预警，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四十条 突发事件处置实行分级负责制。
一般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较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部署予以处置。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事态发展情况，适时提升处置级别。有事实表明一般、较大的突发事件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的，或者下级人民政府认为难以控制和应对的，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由上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处置。
第四十一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先期处置，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或者灾情蔓延。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类别，组织有关部门，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采取人员救治、设施抢修、疫病防治、现场控制等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四十二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坚持人员救助优先，在实施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当保障受突发事件危害人员的生命安全，并注意保障参与应急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参加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服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有序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第四十三条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在事发地设立现场指挥机构，指定现场指挥长。
现场指挥长具体组织、指挥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决定现场处置方案，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装备。
事发地设有多个现场指挥机构的，由级别最高的人民政府设立的现场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处置。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和交通运输保障机制。
通信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协调通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保障政府应急处置通信系统的畅通。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提供应急专用频率的电波监测和干扰排查等技术保障。
公安、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以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经营单位应当保证运输线路畅通，保证救援人员和受突发事件危害人员、救援物资、救援设备优先运输和通行，必要时，可以采取开辟专用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等措施。处置突发事件期间，配有省人民政府制发的应急标志的车辆免缴车辆通行费。
第四十五条突发事件发生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公民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的指挥和安排，配合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四十六条受到自然灾害危害或者发生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立即报告，并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撤离危险区域，控制危险源，封锁现场或者危险场所，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扩大。
第四十七条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组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事件发生有关单位，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劝解、疏导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诉求，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做好现场处置工作。
发生前款规定的事件，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事件的性质和特点，依法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四十八条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征用时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具应急征用手续并登记造册，载明被征用财产的相关信息。紧急情况下，可以先征用再补充完善相应手续。
被征用的财产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四十九条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宣布应急处置结束，停止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疫病防治、疫情或者灾害监控、污染治理、宣传疏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事件，防止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第五十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交通、建设、通信等有关部门，尽快修复被损坏的供水、排水、发电、供电、供油、供气、交通、通信等公共设施，及时组织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生产、生活、工作和社会秩序。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强治安管理工作，预防和制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定。
第五十一条因突发事件需要过渡性安置的，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政府安置与自主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对受灾人员进行安置。对自主安置的人员，有关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提供必要的帮助。
设置过渡性安置点的，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在过渡性安置点采取相应的防灾、防疫措施，建设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受灾人员的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第五十二条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按照有关规定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统计、核实和评估。
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救助、救治、康复、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第五十三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恢复重建计划，落实恢复重建所需的资金、物资、技术保障。
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开展恢复重建工作需要上一级人民政府支持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请求。上一级人民政府根据受影响地区遭受的损失和实际情况，提供资金、物资支持和技术指导，组织其他地区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力支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监督管理，保证其规范使用。
第五十四条 保险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做好突发事件保险理赔工作。
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会同保险监督机构，督促保险服务机构做好理赔工作。
第五十五条公民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或者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应急救援工作中伤亡的人员依法给予抚恤；对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依照《烈士褒扬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六条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调查、分析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对信息报告、应急决策、处置与救援等应对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报告。
第五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档案管理制度，对应对工作的原始记录等有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存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的；
（二）未对不符合突发事件应对需要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的；
（三）未确定应急避难场所或者未向社会公布的；
（四）未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动态管理和检查、监控的；
（五）包庇对突发事件负有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六）违反本条例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九条有关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具有管理权限的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具体应急预案的；
（二）未按照规定组建应急救援队伍的；
（三）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演练的。
第六十条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突发事件时，本省根据国务院要求或者实际需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组织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指令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应当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法理分析及其立法研究
欧锦雄
当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控诉方的指控罪名不一致时，法院能否直接变更控诉方的指控罪名呢？这是刑事审判程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正就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孰是孰非，亟需从刑事诉讼的法理上予以探究，并据此指导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基于此因，笔者撰写此文参与讨论，并希冀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法理分析。
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的好坏，应以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刑事诉讼价值为标准，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的问题，属于刑事审判程序中判决环节的问题，因此，就“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和“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两种做法而言，孰优孰劣，也应以其能否使刑事审判程序具有良好的刑事诉讼价值为标准。所谓刑事诉讼价值是指用以评介和判断刑事诉讼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伦理标准。根据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刑事诉讼价值主要包括三方面：（1）外在价值；（2）内在价值；（3）经济效益价值。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是人们据以评介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在形成某一好的裁判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标准，评价刑事诉讼结果的好坏，主要以能否实现实体正义为标准，若一项刑事诉讼程序能以其独立方式确保刑事实体目标较好地实现，那么，这一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则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道德标准。判断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要独立于用以评价程序结果的价值标准。程序结果是否符合实体正义，并不能直接证明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评介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主要以其能否充分保障公民人权为标准。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用是否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伦理标准。一项具有良好经济效益价值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包括两点：（1）使投入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2）使产出的成果最大化。（1）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的优劣，应以刑事诉讼三方面价值予在衡量。如果某项刑事诉讼程序较好地体现了刑事诉讼的三方面价值，那么，这一刑事诉讼程序将是值得从立法予以肯定的。经过深思，笔者人为，“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能使刑事审判程序较全面地体现了刑事诉讼三方面价值，应在立法上予以确立。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能保障公正地适用刑事实体法，实现实体正义
人民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刑事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确保好的刑事诉讼结果，实现实体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当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控诉方指控的罪名不一致时，如果指控罪名确实错误，而法院又不能变更其罪名，那么，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将不会是一个好的诉讼结果，从而无法实现实体正义。反过来说，如果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人民法院就可以作出准确的判决，较好地实现实体正义，这时的刑事审判程序才充分地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
（二）在“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其刑事审判程序依然是公正的程序
在现代刑事诉讼里，控辩审三方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法院是负责审判的裁判机构，承担着法庭审判，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刑法的任务。控方主要指检察机关或自诉人，其职能为：起诉起被告人，指控被告人有罪，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并具有举证责任；辩护方的职责为：对于控方的指控负责反驳，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理由。为了保证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和适用的法律准确，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审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决策的民主性。它为控辩双方和审判者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控辩双方能各执一词，各抒己见，从事实、证据、法律等诸角度进行讨论，双方展开攻防对抗，使刑事判决在产生过程中充分吸纳了与此相关联的社会公众的诉述和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判决形成过程的民主性、公正性。（2）司法决策的民主性，有利于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可见，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为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具有极大的公正性。
就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而言，控辩双方也能充分地行使各自的诉讼权利。因为，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是基于控辩双方就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各抒己见、互相抗衡后而作出的裁决，它具有相当的诉讼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可否认，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下，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使控辩双方不能就法院认定的罪名在事实和法律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攻防辩论，导致了判决民主性的欠缺，也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了一些削弱。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一欠缺另有救济性规定，即规定了二审制度和再审制度，被告人和控诉方可通过上诉、抗诉或申诉，再在上诉阶段或再审阶段进行对抗辩论，以使判决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性规定尚存在缺陷，还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对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可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增加“罪名存疑审理”程序，并实行三审终审制，且每一审都应开庭审理。
总而言之，在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刑事审判程序依然是公正的程序，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立法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将更为公正，从而全面地体现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
（三）对于“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刑事审判程序，无需过多地投入或耗费司法资源
在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驳回起诉或让由控诉方重新起诉，而是根据庭审过程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径直作出判决，所以，其司法资源的投入或耗费并不增加。即使对刑事审判程序予以立法完善，规定“三审终审制”或二审必须公开审理等内容，新的刑事审判程序也不需过多地投入或耗费司法资源，可见，“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
综上所述，如果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那么，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就能较充分地实现刑事诉讼三方面的价值，因此，“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予以确认。
有人认为，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和诉审同一原则（3），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刑事诉讼中所称的“不告不理原则”是指法院不得对未经起诉的犯罪加以审判，法院也不得对业经起诉的事项不予判决（4）。简言之，无起诉即无审判。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起诉权由检察机关和自诉人行使，法院不得自诉自审。“不告不理原则”又延伸出“诉审同一性原则”，诉审同一性是指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受起诉制约，即法院不得审判未经起诉的被告人和未经起诉的犯罪事实。起诉范围涉及人和物两方面。对人的范围，即被告人，起诉的效力不及于起诉书所控的被告人以外的人；对物的范围，即犯罪事实，起诉效力仅及于单一案件或同一案件全部。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因为法院是在控诉方起诉后才进行审判的，而且法院审理的对象是控诉方已起诉的被告人，审判的案件事实是控诉方业已起诉的犯罪事实。经审理后，控审双方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都认为构成了犯罪，只是对同一犯罪事实的罪名在认定上产生分歧而已，由于法院为审判机关，所以，法院可以依据审判职权对检察机关或自诉人业已起诉的犯罪事实以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量刑。显而易见，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也没有违背“诉审同一性原则”。
应当指出，如果法院不能直接变更指控罪名，这类案件就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就如何处理此类案件的问题，持“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观点的人可能提出的处理意见主要有三种：
（1）驳回起诉并由检察机关或自诉人重新起诉（5）。由于这种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使法院的审判权侵犯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或限制自诉人的起诉权，所以，这种意见不宜采纳。
（2）作出无罪判决。在查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法院只因其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致，而作出无罪判决。这种做法实为放纵犯罪，既无实体正义，也无程序正义。这种意见理应摒弃。
（3）商请检察机关修改指控罪名后重新起诉（6）。这种做法同样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而且，在检察机关和自诉人坚持原指控罪名的情况下，法院同样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处理的问题。因此，这一做法也不能令人信服。
就这三种意见而言，它们不是导致整个刑事审判程序无法实现实体正义，就是导致刑事审判程序自身无法实现程序正义，所以，“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二、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立法研究
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应是刑事诉讼立法的理性选择。但是，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仅在立法确定“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那么，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将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判决的民主性得不到全面的体现。为此，在确立“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同时，还应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其他有关环节予以立法完善。具体设想为：
（一）明文确立“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
由于“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属于如何进行刑事判决的问题，所以，应将这一内容规定在刑事审判程序的合议庭评议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了合议庭如何作出判决的内容，因此，可以将“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内容规定于第162条，具体做法为：在第162条第（一）项之后增加一项内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时，应当以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同时，将原第162条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改为“第（三）项”和第（四）项。
（二）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审判程序大体可分为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五个阶段。为了使控辩双方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在确立“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后，应在法庭辩论阶段之后明文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在法庭辩论后，如果人民法院根据庭审事实认为，该案件的罪名与控方的指控罪名不一致，那么，人民法院可以启动“罪名存疑审理”阶段，由人民法院将这一问题提出，由控辩双方陈述意见或辩论。
（三）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
由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致，所以，为了更充分地保护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应增加一个审级，实行三审终审制。审级的增加必然导致司法资源的投入或耗费增加，从而会影响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但是，这一审级的增加并未过多地占用司法资源。这一审级的增加可以使这一领域的刑事诉讼程序更为正当、合理，进一步提升了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进而使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实体正义更易实现。可见，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是必要的。
三、目前如何处理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的案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审判人员应树立起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刑事诉讼观，不能只重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目前，应如何处理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的案件呢？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议庭）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所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对这一规定作出了司法解释，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施行）第176条第（二）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司法解释没有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而且，它属于审判过程中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的解释，所以，是有效解释。虽然这一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指明是以指控罪名定罪还是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二）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根据这一规定，前述司法解释应被理解为，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否则，将因适用法律有错误，而被改判。在目前情况下，由于这种判决基本符合法理，所以，它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但是，在现有刑事诉讼法规定下，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使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判决民主性不能得到全面实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今后审理此类案件时，人民法院在法庭辩论之后宜自觉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同时，在控方或辩方抗诉或上诉后，二审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全部开庭审理，不应仅作书面审理。通过这两项措施，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将得到较充分的保障，判决的民主性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
注释：
（1）、（4）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第30-32页，第300页。
（2）、（3）、（5）、（6）参见左卫民、莫晓宇《指控罪名不能更改之立法理分析》《四川大
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4-115页，第117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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