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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司法化
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统帅行政复议法的基本原则，并衍生出行政复议的所有具体规范。从《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依附”到“独立”，进而，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也从“监督”到“解决行政争议”。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行政复议具体制度的内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是多重的、有层次的，何者为首选需要在个案中予以权衡。“解决行政争议”是实现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手段，不是立法目的本身。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1950年1月15日政务院批准）第6条中的“申请复核处理”之规定，当作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雏形”的话，[1]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史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 统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标志当是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配套的立法工程，因此《行政诉讼法》框架在《行政复议条例》中的痕迹十分明显。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使行政复议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身影背后走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

晚近的10余年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位徘徊，并远远低于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这多少可以说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相当高的维持率也多少透露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 早期当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配套工程时，这个问题并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在21世纪之后行政纠纷骤增、违法行政四处蔓延的社会背景下，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被重新关注，成为修改行政复议法时不可绕过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是在不断地变迁，但法律却是相对静止的。观察行政法的现象，既要从法的文本与个案着眼，也要从“大历史”的视角作切口。本文试图通过立法史的视角，分析既有立法文本中所表述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揭示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以及演变过程。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行政复议多重的立法目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需要调整它们的次序，并根据它们的次序修正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以回应依法行政的需求。

二、既有立法文本的分析
行政相对人抱怨行政行为的正当做法是通过国家预定的法律程序挑战它的合法性。在法治主义下，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对行政信访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可以作为前两者的一种补充性的法律程序。依照这三个法律程序构建的三个法律制度，分别已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信访条例》——加以规范，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目的衍生出法律原则，并借助于法律原则源源不断地形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的之实现。立法目的如何设计，决定着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表述。因此，面对行政复议在实践中不尽人意的斑斑点点，若要尝试着寻找加以抹去的方案，那么，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着手，行动的方向大致是正确的。有关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它们分别是《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关于它们的立法文本及其立法目的之表述，本文作如下列表整理：
法律、法规名称 立法文本内容 排列次序
《行政复议条例》 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维护和监督”
“防止和纠正”
“保护”
《行政复议法》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防止和纠正”
“保护”
“保障和监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解决行政争议”
“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从“依附”到“独立”
《行政诉讼法》一出台，因其携带了“民告官”这一质朴的道德诉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了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政法的焦点。因《行政复议条例》是为《行政诉讼法》而生，曾被当作行政诉讼制度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附件，所以，人们对它的立法目的如何表述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其实，从《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不“甘心”处于行政诉讼的依附地位，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地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次序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作重新排序，并增加了“防止和纠正”之内容。这种举动可以解释为它想表达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若干质的区别点。可见，在《行政复议条例》下，尽管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厚重的影子，但它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独立”倾向。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而编写的著作称：“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4]这个解释者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经过了近10年的实践之后，到了《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行政复议才被正式确立为与行政诉讼平起平坐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这倒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而是《行政复议法》本身摆脱了对行政诉讼的依附。如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再亦步亦趋《行政诉讼法》，使得行政复议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草案说明开宗明义：“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国务院法制办在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这一立法精神：“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行政复议法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学习好、宣传好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活动，有错必纠是行政机关应尽的责任。” [6]可见，《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在这种监督制度中，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与行政诉讼配套的内容，但它们是次要；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保护权益”的内容，但不妨把它看作是监督的一种反射效果。

（二）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从“监督”转向“解决行政争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展，官民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行政复议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结果它的“官官相护”的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压垮了社会民众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权利救济的信心。除非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必经复议程序，否则行政相对人一般不会轻易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即使动用了行政复议程序，有时也是为获取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而在行政机关内部，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在GDP政绩观的利诱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各方努力下，行政复议“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立法目的也经常在它的“内部程序”中“流产”。行政复议制度其实已经到了外部不能“保权”，内部不能“纠错”的窘境，成为依法行政的“鸡肋”。
由违法的行政活动引发的社会民众不满情绪，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央决策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应对这一社会矛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一党政联合发文所透出的信息是，行政争议数量的急剧高升，且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已经成为社会不能稳定的根源。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了回应、落实这个“意见”的精神， [7]不以自己属于下位法的地位为限，另行拟定了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这在立法史上也尚属罕见。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下，“行政复议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有方便群众、快捷高效、方式灵活等特点。” [8]至此，在没有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前提下，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现了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转换。之后，这一被改换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在“大调解”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成为行政复议“创新”的合法性依据。

三、从立法目的演变中读出的内容
（一）“监督”抑或“保权”
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在立法层面上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9]“监督”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在法制统一下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属于“反射效果”。“保权”（即保护权利）在《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中也被列于立法目的之中，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保权”在《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次序被前移到第二位，表达了立法者旨在提升行政复议的“保权”功能。 [10]

令人奇怪是，《行政复议法》虽然提升了“保权”的立法目的，但是，它的制度设计却主要是为“监督”，并具体转化一种内部纠错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纠错制度，行政复议程序运行明显呈公文行政化，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层级拟稿、审核与签发等。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中，“保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依法办案也难以保障。 [11]因为，在这样的内部纠错程序中，申请人不能全面介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可利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权利对抗被申请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复议法》中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内部的监督关系（行政系统内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 [12]）与外部的保权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但是，现在把它挤压在同一法律之中，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些设计看起来十分别扭，如附带审查的转送等；一些具体制度在实务操作花腔走样，如不准申请人复制且只能看、抄写被申请人答辩材料等。

我们必须承认，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的确“突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维护’、‘监督’、‘防止’、‘纠正’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顺序的变化意味着更强调了行政复议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作用。”。 [13]在这里，无论是推崇“监督”还是“保权”，都无助于行政复议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法律中多重立法目的并非不可以设置，但需要有协调好它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的权衡准则。

（二）“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抑或目的
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移到了“解决行政争议”之后，它与《行政复议法》中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又该如何各就各位呢？以这几年的行政复议实务观察看，以“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的行政复议制度，有时不能同时兼顾这两个立法目的，甚至这两个立法目的可能被牺牲。尤其是在“大调解”工作思路的引入之后，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下，“监督”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和稀泥，“保权”则成为花钱买平安的替换词。其实，“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保权”之间，应当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达到“监督”、“保权”的立法目的。现在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这样的定位并非贬损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行政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都是没有法律价值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被解决，而不顾解决行政争议的合法性、正当性，那么，即使行政争议被解决了，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所作的变动，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它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当行政复议被加入了“大调解”行列之后，它就成为多种“纠纷调解”的手段之一。过度的功利性追求，只会掏空《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三）与行政诉讼关系：“司法化”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政府


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的暂行规定

为做好新时期的拥军优属工作，支持部队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拥军优属工作的指示和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拥军优属工作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更好地为驻军和广大优抚对象服务。认真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巩固国防、提高部队战斗力、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第二条 拥军优属是全市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各级政府应当把拥军优属工作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本单位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责任。各级政府和厂企设立拥军优属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发扬优良传统，实现拥军优属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社会化。
第三条 各级政府要把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国防教育纳入全民教育计划，作为各级各类学校德育教育的必修课。各级新闻宣传部门应当制定拥军优属宣传规划和实施方案。基层单位健全拥军优属服务网络，以富有实效的拥军优属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国防教育，不断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
第四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拥军优属工作的宣传，市、县、乡三级设立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国防教育展览室；主要街道和路口设立永久性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明显标志。各级各部门要注意发现、培养和宣传拥军优属工作中的典型人和事，特别下力培养在全省全国叫得响的典型，各级都要有自己的典型。
第五条 各级政府及各部门应坚持“团结—协商—团结”的方针，妥善处理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政军民团结，保护部队和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的规定，对破坏军事设施、盗割军用通讯线路，偷拿哄抢军用物资和农场生产成果以及到营区滋扰闹事者，要依法严肃处理。
第六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部队副食品、水、电、燃料、液化气等日用必需品应保证优先、优质供应。对粮油的供应，按照总后勤部、财政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制定的《军粮供应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属于地方财政补贴的，按规定补足。
第七条 对部队战备训练和营建必须征用的土地，应依法给予优先解决。对通往部队营区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要优先规划和建设，并搞好平时的养护，确保畅通。公共汽车站（点）设置，要便于部队战备、训练、生活。在部队营区附近修建工厂，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执行，保障营区环境不受污染。
第八条 市内各车站、港口，对现役军人和革命伤残军人实行优先购票、优先乘车（船）、优先托运行李。有条件的应开设军人售票窗口和军人候车（船）室（区、席）
各类公路、桥梁、隧道、停车场等管理机构对通行和停放的军车，一律免收费用，并设有军车免费牌、匾。
邮电部门要确保部队邮件、信函、报刊的及时投递。
第九条 要注重为驻军排忧解难，解决好热点、难点问题，对有工作的随军家属、病故军官随军家属、随调家属及其子女，按着分级管理、逐级负责、适当专业对口、方便生活的原则，各级组织、人事、劳动部门应当积极帮助协调，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公安、粮食部门要及时办理户口、粮食供应手续。军队转业干部及其家属落户不受城市人口机械增长控制指标的限制。
第十条 企业在实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改革时，对革命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军人、现役军人的家属和革命伤残军人尽可能不安排下岗。企业破产或者被兼并时，劳动、人事部门应当积极安排他们再就业。对自谋职业开办实体和部队自办企业，在资金贷款方面比照下岗职工给予优惠。对分居两地的现役军人配偶，所在单位应当在工种等方面给予照顾；在企业生产岗位上的军人妻子，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得到女职工劳动保护。
第十一条 驻地部队子女和烈士子女就学，可就近升入条件较好的中小学，收费标准不高于当地居民子女。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免收学杂费，因实际困难要求借读的，学校应视情况予以照顾，不得收取规定以外的费用。
第十二条 对按照规定休探亲假的现役军人家属，休假期间照发其工资。因工作需要当年没有探亲的，次年探亲的假期适当延长。
第十三条 军队离、退休干部移交地方后，各级政府应当切实做好接收安置工作，认真落实他们的政治、生活待遇。有关部门对军队离退休干部的专款专用的住房建设，应当免收市政设施、商业网点、中小学配套、人防、绿化、水、电、煤气管网集资等费用，按规定需地方财政解决的经费，要及时予以解决。
第十四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军队转业干部有关政策规定，积极接收、妥善安置，尽量做到对应安排适当职务。对在边防、海岛、高原、沙漠和从事飞行、潜水、潜艇工作以及对部队建设贡献较大的干部，在分配去向、工作岗位、职务安排上，给予优先照顾。
第十五条 对城镇退伍军人和转业志愿兵安置，任何单位不得制定与安置退伍士兵政策相违反的规定。实行指令性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及区别对待的原则。被部队授予称号、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伍士兵、烈士子女在安置中给予照顾。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当地政府的分配安置任务，并不得以任何名义征收附加费用。要保证按规定时限完成安置任务，因单位推托接收造成退役士兵不能及时上岗的，由接收单位补发自安置部门开据安置信之日起的工资。
第十六条 做好征兵工作，严把征兵质量和征兵命令规定的城乡征集比例关，及时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第十七条 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名义向部队摊派各种费用。确实需要请求部队在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援的，由当地双拥办公室协调。
第十八条 各县（市）区、场应当建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同步提高的自然增长机制。在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时，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金不计入家庭收入，使他们的生活略高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十九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搞好城乡义务兵家属和农村其他优抚对象优待金社会统筹。按照规定标准及时落实兑现。并建立市、县、乡三级拥军优属保障金。建立奖励优待金制度，对荣立特等功和荣获大军区以上荣誉称号的奖励3000元；荣立一等功奖励1000元；荣立二等功奖励500元；荣立三等功奖励100元。
第二十条 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退伍红军老战士、革命伤残军人、老复员军人和带病还乡退伍军人本人，免摊义务工。
第二十一条 各地卫生、民政部门对孤老优抚对象的医疗保健实行定点、建卡、凭证优先制度，并免收挂号费、出诊费；二等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执行当地公费医疗制度，不得定额包干；孤老烈属医疗费全部免交；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其他优抚对象支付医疗费确有困难的，酌情给予减免40％—70％，减免部分由当地财政部门负担。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把解决优抚对象的生活、住房、治病等困难，纳入社会保障统筹规划，优先解决。发动社会群众的力量，从资金、物资、技术、信息、项目等方面，积极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使他们与当地人民群众同步提高。
第二十三条 加强光荣院等优抚事业单位建设，充分发挥其文明窗口作用。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市民政局负责组织实施。以往之规定与本规定相悖的，执行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