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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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要】

　　信托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相比具有特殊性，因而信托行为瑕疵的法律后果也相应地较为复杂。本文通过对各类具有瑕疵的信托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以揭示信托行为的特殊性及我国信托法的相关缺失。

【关键词】信托行为 瑕疵 法律后果

前言

　　信托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一种，其效力自然要符合一般民事行为的要件，但信托行为由于关涉到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方的法律关系，与一般的民事行为相比较又有其特殊性。各国的信托法对信托行为的效力要件都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信托行为在含有瑕疵的情况下，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比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瑕疵的后果有所区别，也更为复杂。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我国现有的信托法对信托行为瑕疵的法律后果做一全面的分析研究。

一 信托行为瑕疵的构成要件和分类

　　所谓信托，是指财产所有权人（委托人），为自己或他人（受益人）的利益或为特定目的，将自己的财产转移或处分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信托设立的意旨来管理或处分该财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

（一）信托行为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

　　信托行为的成立必须符合一般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也即必须有当事人，意思表示和标的，具体到信托行为上，即必须包含以下要件：第一，信托当事人。信托行为须有两个以上主体，存在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第二，有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这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有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二是行为人通过其行为所要实现的结果是设立信托。第三，信托财产确定。
　　信托的成立是一种事实问题，它所关注的是信托在事实上是否存在。而信托的生效是价值判断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国家对当事人之间的信托是否予以认可并给予保护。因此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与成立要件不同，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信托当事人具备应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其次，交付信托的财产的财产权须转移。第三，信托目的合法。设立信托时，信托目的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得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第四，信托财产合法。对这个条件应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委托人用以设立信托的财产必须是其合法所有的财产。二是信托财产应当符合信托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五，设立信托应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此外，某些类型信托的设立还应符合法定的特殊条件。设立信托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对信托财产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否则，应当补办；不补办登记手续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对于公益信托，其设立应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

（二）信托瑕疵的分类

　　从信托行为的构成要件可以看出，信托行为的瑕疵可分为成立上的瑕疵和效力上的瑕疵两种。成立上的瑕疵导致信托行为的不成立，与其构成要件相对应的是，其可能的瑕疵也主要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第二，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
　　效力上的瑕疵显然要复杂得多，根据信托行为效力要件的构成来看，引起信托行为效力瑕疵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主体上的瑕疵，如委托人或受托人民事能力上的不合格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混同的瑕疵等。第二，信托财产上的瑕疵，包括信托财产不合法，如信托财产为禁止流通物等，信托财产的财产权没有真正转移，如动产没有交付，不动产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等，以及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等。第三，信托目的瑕疵，包括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等；第四，信托设立的形式要件不合法，如我国信托法规定设立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且必须具备法定的记载事项，如果不符合这些要件，将导致信托行为的瑕疵。此外，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信托行为，还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特殊要件，否则也将导致信托行为的无效。

二 信托行为瑕疵的法律后果

（一）成立要件瑕疵的法律后果
　　第一，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法律后果。第二，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在这两种情况下，信托行为没有成立，也就是在事实上没有信托的存在，因而严格地说，它们并不能导致任何法律后果。当然信托行为的不成立一般会以信托承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对于信托承诺本身却可能产生法律效力，此时一般会导致委托人契约义务的产生，但此非本文讨论重点，故不予赘述。
（二）生效要件瑕疵的法律后果
　　首先，主体瑕疵的法律后果。对委托人而言，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设立信托行为确定无效，而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设立信托的行为是效力待定的，如果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该信托行为应该是有效的。对于外国人是否可以在我国设立信托，我国信托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国民待遇的原则，既然外国人可以在我国拥有财产，自然就享有自由处分之权，而设立信托本质上是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行为，因而应该是被允许的。至于委托人身份的混同，如委托人设立以自己为受托人的自益信托，由于在利益归属效果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肯认这种信托，唯一的后果可能就是导致委托人规避法律损害他人的利益（即将自己的财产独立化），因而是确定无效的。另外，我国不承认宣言信托，也即委托人设立以自己为受托人的他益信托，因而这种行为在我国也是不能产生效力的。此外，对于受托人而言，又可以分几种情况，首先是在信托设立时受托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信托设立的基础就是基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包括对受托人财产管理能力的信任，如果受托人连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自然就无法胜任委托财产的管理事宜，因而这样的信托由于违背了信托行为的目的，是不能产生效力的。其次，受托人在信托设立后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如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解散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信托人为唯一的受托人，将导致信托的终止，发生终止的效力，如果该信托人非唯一受托人，则信托继续有效，受托人的人数可以补充选任。当然，这种受托人的事后能力瑕疵并非本文讨论的范围，因为它对信托行为设立时的效力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它是以信托成立生效为前提的。第三，受托人身份的混同，如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不能为信托的唯一受益人，此种身份混同将导致信托行为与财产赠与行为同样的效果，是与信托制度的价值目标相悖的，因而确定无效。此外，受托人是否可得为外国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只能从信托财产的性质来确定。如对于民事信托，如果信托财产为我国限制出口的专利技术，以及限制出口的古董文物等，显然不允许外国人为受托人，这样的信托应该是无效的，对于商事信托，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信托投资市场的开放，外国人应该可以成为商事信托的受托人，只是必须要经过我国法律规定的登记成立条件。另外，对于受益人而言，由于他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其是否具备必要的民事能力并不影响信托的效力。不过，为了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多数国家法律均规定依法令不得享有某项财产权者，不得享受与受益者所拥有的同样利益的权利（日本信托法），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信托行为也是无效的。我国信托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种情况，仅笼统地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但信托目的违法是否包含了上述情况，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分歧，这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或学理的一致解释。
　　其次，信托财产瑕疵的法律后果。这可分为以下情况：第一，委托人对信托财产没有处分权，如委托人以他人财产设立信托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该行为为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果财产所有人不予承认，将导致信托行为的自始无效，如果予以承认，信托行为自然生效。而在财产所有人不予承认导致信托无效的场合，信托财产应如何处理也存在问题。如果信托财产为委托人以盗窃或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他人财产，如果以之设立自益信托，信托无效的后果自然是信托财产包括因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益返还给原所有人，但如果设立他益信托，而受益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是否返还则值得探讨。根据法理，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必须符合对价的条件，在信托的情况下，受益人是无须支付对价即可取得利益的，因此与受到损害的原财产所有人相比较，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不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也即是在他益信托的情况下，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也应当与信托财产一并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当然如果是公益信托，应另当别论。不过，如果信托财产为委托人以合法的管理人或者代理人的身份所占有的财产，并以之设立他益信托或者公益信托，则信托财产究应如何处理，是否可以适用表现代理仍不无疑问。但从利益平衡上看，原所有人的财产利益保护应较前述情况下原所有人的利益保护为弱，受益人所取得的利益似应受到保护。第二，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包括信托财产为限制流通物和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两种情况。在信托财产为限制流通物的场合，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以该财产设立信托。如果欠缺此条件，信托自然无效。而在委托人的债务状况不良，设立信托会损害到其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该信托为可撤销，即债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如果债权人申请撤销，则信托自始无效，信托财产应返还委托人。但我国信托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收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并且根据信托法第53条和第54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信托属于信托终止的一种，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信托文件未规定的，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一)受益人或者其继承人；(二)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因此，在信托文件未规定的情况下，债权人撤销信托行为，信托财产将首先归属于信托受益人或者其继承人。这样规定的结果是导致了债权人撤销权的空置，其撤销权的行使不仅不能回复委托人的财产状况，反而使信托财产确定地归属于受益人，这对债权人利益实际上是一种损害，是有悖法律赋予债权人撤销权的价值取向的。当然，这仅从法条的逻辑推断来看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如果从信托法的立法原意或者整体解释来看，或许可以将信托法第53条第五项信托被撤销的规定与第12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相区别，可将第53条的撤销看成为为除债权人撤销之外的其他情况的被撤销，但这需要立法或司法的进一步解释。当然，可撤销信托行为的另一种法律后果是撤销权人没有行使撤销权，此时信托将确定地有效。第三，信托财产不合法，如信托财产为禁止流通物等，此种情况将导致信托的确定无效。第四，信托财产的财产权没有真正转移，如动产没有交付，不动产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等。由于信托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必须要通过标的物的转移即动产经过交付，不动产经过办理登记手续等才能发生效力，因此在欠缺财产权转移的情况下，信托行为不能产生效力。
　　第三，信托目的瑕疵的法律后果。信托作为英美法系古老的法律制度，其最初的作用本来就是为了规避法律，如为了规避土地不得捐赠给教会的法律以及规避遗产税等，由于信托往往导致对现有法律框架的突破，带来新的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信托法又被称为变法法，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商事信托的兴起，信托法的价值取向逐渐偏重于财产管理，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法的引进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商事信托的行为，民事信托逐渐衰落，而那种以规避法律为目的的信托行为更为现代各国所摒弃，因此各国信托法大都明确规定目的违法的信托行为无效。我国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当然，在实践中，究应如何认定一项信托行为目的违法仍不无疑问，但这非本文讨论重点，在此不予赘述。此外，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目的瑕疵还包括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信托行为的确定无效。
　　第四，信托设立形式瑕疵的法律后果。我国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定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那么，没有采取书面形式的信托行为是否就必然无效呢？从法条的字面意义来看，当然是无效的。但是从实践及传统信托制度来看，设立信托并非必须要采取书面的方式。因为在最初的信托制度发展中，信托完全基于当事人间的人身信任，即使受托人不履行自己的受托义务而将信托财产据为己有，受益人也无权通过司法途径救济，因此信托是否采取书面文件设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民事信托的设立也不乏口头设定的案例，如果法律不予以保护，将对事实上的信托当事人造成损害。另外，从各国的规定来看，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中，均没有将书面方式规定为设立一般信托的必须方式。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弱化信托设立形式要件的要求，尽量对各种形式的信托予以承认，这有利于信托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霍玉芬：《信托法》
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周玉华：《信托法学》，中国政法大出版社
徐卫：我国《信托法》的缺失与分析
何玉鸣：略论善意取得制度对信托善意受益人受益权的保护
查达来：信托财产归属之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日本信托法》，《韩国信托法》，《台湾信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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