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危险驾驶罪/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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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是刑法上对危险驾驶的行为作的规制。
一、 对危险驾驶罪涵义的理解
《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33条做了调整，即将危险驾驶罪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畴，新加进的罪名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补充、修改为“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根据《刑法》之规定，一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二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笔者认为，这两种危险驾驶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的，即符合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将其划分为醉驾型危险罪和竞驶型危险罪两种类型。醉驾型危险罪，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竞驶型危险罪，则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 近年来，由于出现了较多酒驾案或者飙车案，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甚至一些个别案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如胡斌案，孙伟铭案等。刑法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法意，从而特设危险驾驶罪进行规范。
但是，危险驾驶罪的“危险”不应仅限于醉驾型危险罪和竞驶型危险罪两种类型。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的罪名设定上少有漏缺，罪名与罪状的衔接出现了差错。诚然，立法者出于对醉驾型危险驾驶和竞驶型危险驾驶的规制，从而在交通肇事罪之下增加一条，但是该增加的条款被定义为“危险驾驶罪”还有待商榷。“危险驾驶”，从公众的理解来看，是很含糊的，而定位到其罪状，又显得有位清晰，就是酒驾和飚车！显然，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并非危险驾驶的完全态。我们注重了对罪状的设计和论证，而忽视了对罪名的确定，从而导致在部分罪名和罪状之间出现“貌合神离”的现象。而罪名和罪状之间的不匹配显然不利于刑法的公众认同。 该条中也没有加入，例如“等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之类的语句，因此，笔者认为，该条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不足。
二、 对“情节恶劣的”理解与问题
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在规定抽象升格条件时一般使用的是“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表述。“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在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与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整体评价要素时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影响。
《刑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交通肇事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款中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很显然，是作为一种犯罪构成而言，是在肇事之后如逃逸行为上一个层面来看的，也相当于其他特别恶劣的行为。
《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刑法用语“的”一词来判断，酒驾型危险驾驶无须情节恶劣，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犯罪。而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后面附加了“情节恶劣的”，则构成犯罪。从条纹的叙述来看，该款中的“情节恶劣”应当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而非法定刑升格条件。其一，危险驾驶罪条文中，仅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此之前，没有规定比拘役更低一等的罪刑，因而不能将“情节恶劣”理解成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其二，基于严厉打击酒驾的立法本意，情节恶劣用于追逐竞驶危险驾驶罪上，是出于对该款罪两种罪行的分隔。其三，“情节恶劣”本身是对竞驶型危险罪的总体概括，刑法不需要言而详尽地规定什么样的追逐竞驶构成犯罪，什么样的追逐竞驶不是犯罪。在分则具体条文中增加“情节恶劣”是合适的，并不是对刑法总则的简单重复。
但是，问题在于，究竟如何认定“情节恶劣”。如果不能对“情节恶劣”具体化，有可能造成一个罪名两种罪状处罚上的不一致，从而违悖罪刑法定原则。
酒驾型危险驾驶只要行为人具备酒驾行为即可。在刑法理论中，醉酒分为生理醉酒和病理性醉酒两种情况。病理性醉酒类似精神病犯罪，行为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在醉酒驾驶中只限于对生理醉酒的刑事责任的评价。 但在对生理醉酒作评价的时候，应当具有一个客观的法定的标准。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的规定，醉酒驾驶是指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这一标准是《修正案（八）》生效后我国司法机关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但是，如果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经检测，行为人系已处于醉酒驾驶，但是行为人酒量很好，对于他自己而言，并没有任何醉酒反应，也对社会不造成危险，此时该如何认定，如果仍按既遂处理则有罪刑失衡的嫌疑。
与此同时，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要求行为必须情节恶劣，刑法是否要求行为人对情节具有认识。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交通肇事罪的构造发生变化。在追逐竞驶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追逐竞驶行为应当是故意的，不可能是过失的，而对因竞驶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持有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行为人对后果应当是过失的，行为人对情节不必具有认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根据客观上行为造成的后果加以判断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出台司法解释，对“情节恶劣”作必要的标准化的规定。
2012/5/29
作者：沈林。联系方式：15157226958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治理工作的通知
交通部 公字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治理工作的通知
交 通 部
公 安 部文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交公路发[2004] 455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交通厅（局、委），公安厅（局），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天津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为进一步做好下一阶段全国集中治超工作，按照经国务院同意的由交通部、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交公路发[2004]219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的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
自2004年9月1日到12月31日，在车辆超限超载执法工作中，各地交通、公安部门一律按照附件所列的标准，认定车辆是否超限超载，并据此进行检查和纠正。
二、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一）各地对车辆超限超载的认定、卸载和处罚工作必须在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超限超载检测站点内，由交通、公安执法人员共同组织实施。公安部门主要负责指挥引导车辆到检测站点，维持检测站点交通、治安秩序等工作；交通部门主要负责检测站点维护和管理、检测称重、卸载等工作。
（二）车辆是否超限超载，必须经过称重检测后方可认定。对检测后认定为超限超载的车辆，必须在实施卸载、消除违法状态后方可放行，不消除违法状态不得放行，避免连续处罚、重复处罚。
（三）在同一检测站点内，对超限超载车辆的处罚，只能由一个部门执行。对同一车辆的同一超限超载行为，已被交通、公安部门中任何一个部门处罚，并出具处罚决定书和与当前车货总重相一致的卸载记录单的，不得重复处罚；已被一个省（区、市）的执法部门处罚的，另一个省（区、市）不得重复处罚。
（四）交通、公安两个部门对超限超载车辆实施处罚，一律按照一般程序执行。对超限超载车辆处以200元（含）以上的罚款处罚，必须报经科队以上负责人（交警大队长或路政科长、大队长）批准后，方可执行。
（五）严肃工作纪律，加强执法检查。各地要认真落实治超工作“五不准”的规定（即：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准上路执法；上路执法人员，不准不开收费票据和乱收费、乱罚款；车辆没有称重检测的，不准认定超限超载；车辆没有卸载消除违章行为的，不准放行；同一违章行为已被处理的，不准重复处罚），严厉查处乱罚款、乱收费和内外勾结、徇私枉法等行为。对性质恶劣、执法犯法的人员，一经查出，一律严肃处理，调离执法岗位，并公开曝光，绝不姑息迁就。
三、确保公路交通畅通
（一）在治超工作中，一旦出现车辆排队等待检测超过一定长度，或者一定数量的情形，要减少检测范围。对明显不超限超载的车辆，可先放行。对放行的具体情况和决定权限，由各省级治超领导机构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二）对于经常出现交通堵塞或车辆排队等待检测的站点，各地要及时增加检测设备，加快检测速度。必要时应对原有公路加宽改造，加设辅道，扩大停车场所面积，保证交通畅通。
（三）各检测站要及时掌握公路交通堵塞的信息，一旦堵塞，交警、路政人员要采取措施，及时疏导。
四、加快在用“大吨小标”车辆吨位恢复工作
（一）对于发展改革委已经公布的在用“大吨小标”车型，各地有关部门要采取公布需更改车辆牌号、主动登门服务等多种有效措施，加快车辆吨位的恢复和更正工作。
（二）自2004年9月1日至12月31日，凡按国家发展改革委《更正表》申请恢复吨位的车辆，除免费更正核定载质量、换发车辆行驶证、并不再追缴其以前应缴纳公路养路费等规费的吨位差额部分之外，更正后吨位变大的车辆，各地交通部门仍要按恢复前的标准收取公路养路费等规费；更正后吨位变小的车辆，要按更正后的吨位收取公路养路费等规费。
（三）自2004年9月10日起，凡生产企业未提出更正参数，而载货汽车车主和运输业户要求恢复吨位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确认后，责令企业更正产品质量参数，并将企业所涉及车型从《公告》中撤销，同时按照公告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罚。对于企业不按上述要求更正产品质量参数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比照同类车型提出更正的质量参数。国家发展改革委《更正表》的有效日期截止为2005年3月31日。在此期间，各地有关部门要结合《公告》和“大吨小标”车辆吨位恢复情况，加强对汽车生产厂家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反上述规定的，要公开曝光，严肃处理。
（四）自2004年10月1日起，各汽车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04）国家强制性标准，确保新定型车辆符合国标要求，严禁新车“大吨小标”。自2005年4月1日起，《公告》内的汽车产品必须符合国标要求。凡不符合国标的车辆，各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办理上牌手续，由汽车生产企业收回，自行处理。
（五）在2005年3月31日之前，各地公安部门在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时，要把《更正表》作为调整更正《公告》质量参数的依据，配合《公告》使用。
五、确保蔬菜等农产品运输
（一）各级交通、公安部门对于整车运输蔬菜等农产品的车辆要严格坚持不扣车、不卸载、不罚款的“三不”政策。
（二）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重申农产品运输政策，让车主和菜农等充分了解政策，打消疑虑和观望心理，组织车主和菜农，积极开展农产品营销和运输工作。主要农产区和集散地的交通、公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加强装载源头的管理，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运输车辆的超限超载问题。
（三）各地治超办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各地农产品运输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协调解决。对于难以解决的问题，要立即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严禁通过媒体炒作。
（四）各级交通、公安部门要加强对各地确保农产品运输畅通政策和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对农产品运输重点地区和重点路段，要加大跟踪和督查力度，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正确执行。对不执行“三不”政策的执法人员，要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公开曝光。
六、加强对超限超载检测站的管理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公路网的整体布局，合理设置超限超载检测站点，现有的超限超载检测站的数量难以满足治超工作需要的，各地治超办应报请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增设。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强对超限超载检测站点的管理，明确检测站点的工作职责和权限，制定检测站点的管理办法和称重、卸载、处罚等治超工作流程图，加强对检测站点工作人员的管理，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和违纪人员责任追究制。同时，要尽可能改善检测站点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办公条件，为治超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具备的地方，应配备遮阳和防雨设备，为过往车辆提供饮水等便民服务。
（三）各超限超载检测站要确保称重设备符合国家产品质量的有关要求，定期对称重设备进行校验，确保检测精度，减少检测误差。对于群众反映误差较大的站点，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及时纠正，确保检测工作科学、公正。
附件：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章）
二○○四年八月二十日
《合同法》与情事变更
张照东 郭小东
【内容摘要】 本文对统一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各种情事变更条款进行分析，评价其长短得失，探讨了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所采纳的原因，分析了《合同法》施行后情事变更问题的处理方案，展望了情事变更立法的前景。
【关键词】 情事变更 合同法
【作者简介】 张照东，郭小东，福建厦门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福建厦门湖滨北路振兴大厦六楼，邮编：361012，电子邮箱：falv@8848.net。
一、合同法统一化进程
在1999年之前，中国的合同法律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三个合同法各自规范不同的关系和领域，相互之间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且法律规定过分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合同缺乏法律规定。因此，自1992年中国政府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以来，在现行民法通则和三个合同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现代化的合同法，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1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部分学者2提出《中国合同法立法方案》后，前后一共出台了五个草案：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一稿)、1995年10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二稿)、1996年6月统一合同法草案试拟稿(第三稿)、1997年5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专家意见稿(第四稿)、1998年9月统一合同法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稿（第五稿）。在此基础上，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同日公布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统一合同法草案之情事变更条款评析
1、统一合同法第三稿第55条评析
在统一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建议草案并未规定情事变更制度。考虑到上审判实践已有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案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此予以确认并加以规定，这就是第三稿第四章第55条：“合同生效后，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条立法存在的缺陷在于：
（1）将情事变更发生的时间界定为“合同生效后”，这就在适用期间上存在一个漏洞：如果情事变更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生效前，并且对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的影响，此时能否主张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呢?如果可以，显然与“合同生效后”的起始时间相矛盾；如果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予以救济?
（2）以“当事人以外的原因”来概括情事变更的本质不够严密。当事人以外的原因，不仅是指情事变更，还包括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等。另一方面，在情事变更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上又未作规定。这就难以区分情事变更制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情事变更制度的滥用。
（3）以“显失公平”表述情事变更对合同履行造成的不公平后果，容易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不如“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来得恰当。
2、统一合同法第四稿第52条评析
征求专家意见稿对此作了改动，这就是第四稿第四章第52条：“除不可抗力外，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该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变更或解除合同。”
与第三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
（1）明确区分了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
（2）以“因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事”取代“因当事人以外的原因”，进一步明确揭示了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而且以“发生重大变化”取代“发生情事变更”，明确要求该事件对合同履行影响的严重程度，有利于科学认定情事变更情形，严格掌握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
（3）增加关于重新协商的规定，体现了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这一规定显然是参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第6.2.3条关于再交涉义务的规定，是中国合同法尊重国际条约和惯例的表现，有利于与国际市场接轨。
（4）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性质为请求权而非形成权，即受情事变更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须经对方同意或经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方可实现，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权利的滥用。
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
（1）与第三稿一样的“显失公平”问题。
（2）取消了“合同生效后”的规定，但又未对其重新进行界定，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
（3）增加了再交涉的规定，但未规定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
3、统一合同法第五稿第77条评析
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之上，征求全民意见稿对此又作了修改，这就是第五稿第四章第77条：“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且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而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与第四稿相比，本条立法的成功之处在于：
（1）虽未采取“除不可抗力外”之类的措辞，但“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同样足以将情事变更和不可抗力区别开来，因为导致不可抗力的履行不能被排除在这一表述之外。
（2）不再采用“显失公平”的提法，避免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显失公平制度相混淆。
（3）“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超出了大陆法系情事变更制度中的履行艰难的范畴，与合同目的落空的含义相近，显然是参考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中的目的落空，这是中国合同法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成功立法的表现。
本条立法的不足之处是：
（1）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引起情事变更值得探讨。一般而言，政策只是指引行为方向而未规定具体行为规则，也不象法律法规那样明确规定相应的责任，难以对当事人产生直接影响，不会直接引起情事变更。当然，为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政府发布行政命令或颁布法规规章有可能出现情事变更问题，但此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与其说是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情事变更，不如说是政府干预或法律变动引起了情事变更。
（2）“巨大变化”用语不够准确。客观情事的变化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合同的情事变更，取决于这种变化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必须是对合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才足以构成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巨大变化”只是一般用语，不足以表明客观情事的变化对合同产生的重大影响，建议以“根本变化”取代之。因为是否为根本性变化，必须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判断，只有这种变化造成了当事人根据合同不必承担的重大损害，才称得上是根本性的，而客观情事巨大变化有时尚不能产生这种影响。因此，“根本性变化”的程度比“巨大变化”来得高，更能体现对情事变更制度从严掌握、谨慎适用的要求。
（3）“致使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应该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情事变更情形，即若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或双方均衡的根本改变），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履行艰难，但草案的上述规定却未能充分体现出因履行艰难导致情事变更的本质特征，建议以“致使合同的履行将变得艰难或不必要”取代之。
（4）与第四稿一样回避了情事变更发生的起始时间问题，不利于对情事变更制度适用期间的认定，建议增加规定：“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完毕前”。
（5）与第四稿一样未规定违反再交涉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利于敦促双方善意履行该项义务，《欧洲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简称PECL)第6.111条关于情事变更的法律后果中规定：“……（3）两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间内未能达成合意的场合下，法院可以作如下处置：……C、法院无论在何种场合下，均可对因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地拒绝交涉或退出交涉而使对方蒙受的损失，认定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三、情事变更制度未被新《合同法》采纳的原因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三、关于情势变更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次大会审议，不少代表提出，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现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对此不作规定。……”3因此，统一合同法没有对情事变更制度作出规定。
从审议报告来分析，情事变更制度之所以未被立法所采纳，主要是基于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和司法环境的顾虑：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种种难以预测的市场因素的变动，经济上的商业风险无处不在，它往往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事变更交织在一起，而二者的区别仅在于量和质的界限，这就使得正常的商业风险与情事变更的关系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不可抗力的客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情事变更以同样的事实原因出现，某一事件既可能引起不可抗力，也可能构成情事变更，二者的区别取决于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这种重叠性使得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也难以划清，这就产生了如何科学界定情事变更的问题。由此，又会引发人们的另一种担心，即担心不轨法官在断案时利用情事变更制度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我国新《合同法》（1999年）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目的落空原本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是合同挫折的情形之一。在大陆法系中，与英美法系合同挫折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是情事变更制度。因此，要深入分析《合同法》的该项规定，首先要追溯合同目的落空的来源和含义，其次要摆正合同挫折主义与情事变更制度的关系，还要划定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界限，才能正确地评析这一立法得失。
1、合同目的落空与合同挫折
合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是指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履行过程中消灭了，履行合同成了多余的事。英国法院在1903年的克雷尔诉亨利案(Krell V. Henry)，最早确立了目的落空导致合同受挫理论。英国法院在一系列的加冕典礼案中认为，观看加冕典礼是当事人租赁房屋的目的，这构成了合同存在的基础。在典礼因意外被取消，尽管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并非不可能，只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已经落空了，再要求其履行已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可以认定合同遭受挫折了。英国的目的落空理论虽然没有被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所采纳，却得到两次《合同法重述》的认可，4也为美国法院广泛地接受。
合同目的落空理论的核心是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principal purpose)实质性地落空了(substantially frustrated)，因此探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正目的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一般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并不关心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何在，所以若非双方在合同中写明缔约目的，或一方对对方所说的缔约目的没有异议，或主张目的落空者能就此提出证明，或者合同本身的有关情况足以表明该目的的存在，以目的落空主张合同受挫的请求是难以获得法院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