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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在商务领域开展“诚信兴商”活动的通知


　　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商务部信用体系建设要走在前面，起带头作用”的指示精神，商务部决定从今年起，在全国商务领域深入持久地开展“诚信兴商”活动，从增强商贸行业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入手，推进商务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诚信兴商”活动的重要意义

　　诚信经营是中华商业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各国商业伦理道德的核心。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不仅表现在信用交易成为主要的交易形式，社会信用体系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诚实守信、诚信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当前，我国商务领域的信用制度建设已经起步，其中弘扬以诚信经营为重点的商业道德，在信用制度建设中发挥着支撑作用。但是，商贸领域仍然广泛存在着虚假广告、价格误导、制假售假、盗版侵权、恶意违约、拖欠货款、逃税骗税、走私骗汇，以及其他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而所有这些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与诚信观念的丧失有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对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且将严重制约商贸行业自身的发展，商务领域的诚信建设已经到了非抓不可、必须抓好的地步。
　　
　　在商务领域开展“诚信兴商”活动，把诚实守信、诚信经营作为一切商务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作为商贸行业的立身兴业之本，有利于营造让群众放心消费的环境，改善贸易投资环境，促进商务领域信用交易的扩大，也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改善。在商务活动中恪守诚信理念并身体力行，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这既是商贸行业的自身建设，也是一项民心工程。各级商务部门都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开展“诚信兴商”活动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把“诚信兴商”的活动积极地开展起来，扎实地推向前进。

　　二、 “诚信兴商”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开展“诚信兴商”活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形成诚信机制、改善行业形象、规范经营秩序为目的，针对行业发展中各种信用缺失问题，通过诚信方面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和制度建设，树立诚信观念，提高诚信意识，从而使诚信经营在全国商务领域蔚成风气，促进商贸行业的振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诚信兴商”活动的工作目标是，在全国商务领域中普遍树立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价值取向和行业风气，切实形成商务机关诚信行政、商贸企业诚信经营、事业单位和各类中介组织诚信执业的良好局面。（1）各级商务行政部门坚持执政为民，热诚为企业、基层和广大群众服务，公务员的道德水准和公仆意识明显提高，各类失信于民、官僚作风、徇私枉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问题明显减少，商务机关的社会公信力显著增强。（2）商品零售、批发、饮食服务企业普遍建立以诚信守法经营为重点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合同履约率、承诺兑现率和交易透明度明显提高，各种失信违约及违规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购物无风险，退货无障碍”的放心消费环境初步形成。进出口、劳务与工程承包、加工贸易等外经贸行业企业的诚信守法经营意识和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增强，企业信用管理水平与国际上先进企业的差距大大缩小，对外贸易企业在诚实守信方面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改善。（3）商务领域的科研咨询、信息情报和技术鉴定等事业单位以及商会、协会、学会等中介组织，普遍建立起符合自身工作特点的诚信自律制度，服务公益、重视操守的理念明显增强。总之，要通过“诚信兴商”活动，使各类制假售假、虚假信息、违约欺诈、拖欠债务、偷税骗税、走私贩私、盗版侵权、恶性竞争、违规结售汇和违规对外转包分包工程，拖欠工资以及侵犯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成为众矢之的，逐步失去生存的社会土壤，商务领域的市场秩序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三、“诚信兴商”活动的总体要求
　　
　　对各地开展“诚信兴商”活动总的要求是：诚信宣传教育、各类诚信实践活动和诚信方面的制度建设三者并举，联系行业实际、把握工作重点，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解决影响商贸行业振兴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是要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抓起。各地要结合地方实际，既做好全面部署，又抓住重点领域和问题如食品卫生、制假售假、恶意违约、逃废债务、走私骗税、虚假帐目等，集中突破，以点带面，让人民群众确实看到这项活动的成效。

　　二是要紧密结合商贸行业的本职工作。围绕促进国内外市场开拓，推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优化投资和贸易环境，完善商品流通市场体系，整顿和规范流通秩序等重点工作，注重对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切忌走过场，摆花架子。

　　三是要与其他诚信建设活动相衔接。结合“共铸诚信”、“百城万店无假货”、“购物放心一条街”、“文明窗口”等创建活动，以及由各地区、各部门组织的其他诚信主题活动，推动“诚信兴商”活动与其它信用实践活动的有机融合。

　　四是要通过信用制度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各地的“诚信兴商”实践要为行业的信用制度建设探索和积累经验，要在思想道德教育和各类实践活动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信用档案、实行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开展信用状况公示等各项信用管理办法，使“诚信兴商”活动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之上。

　　五是要与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设立举报电话，鼓励群众参与评议政府机关、行业和企业的诚信状况，逐步建立社会联防机制。
　　
　　四、“诚信兴商”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在商务行政部门开展“诚信机关”建设活动。

　　各级商务行政部门要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开展“诚信机关”建设活动，以政府部门带头讲诚信带动整个商贸行业的诚信建设。商贸政策的制定要体现民主，尊重科学，符合法律，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履行行政职责要贯彻依法行政的要求，做到公平、公正，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对面向社会、面向群众承诺的事项，要做到切实兑现，不打折扣；对事关群众利益的各项规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符合民意；认真解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办事不公、执法不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二）推动商贸企业和行业建立诚信自律机制。
　　
　　在商贸企业中组织开展以诚信自律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公约”活动。通过缔结公约，引导和约束商务领域各类企业的经营活动，做到公平、公正签定合同，提供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质商品或服务，严格依法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恪守商业道德，反对恶意诋毁、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认真履行承诺，承担社会责任。

　　各级商务行政部门要注意发挥商会、协会在诚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立行规行约，对会员企业的失信行为进行行业评议和失信惩戒，形成行业内的自律机制，强化会员的守信意识。

　　（三）加强宣传教育。

　　依托商会、协会和各种新闻媒体，以弘扬诚信经营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培养企业树立“诚信兴商”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伦理道德为目标，采取各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形式，组织开展对企业的宣传教育，使“诚信兴商”的口号在行业中叫响，内容人人皆知，使企业成为“诚信兴商”的主体。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诚信兴商”创建活动。

　　各级商务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商会、协会和企业在已开展的各类诚信建设活动基础上，深入开展“诚信兴商”主题创建活动，使“诚信兴商”逐步成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各商会、协会和企业的理念和自觉行动。

　　（五）推动商务领域信用制度建设。

　　要通过开展“诚信兴商”活动，推动商务领域信用制度建设。各级商务行政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依据有关法规，研究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公开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失信警示和惩戒制度。要通过试点，规范行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行为，提高其质量，为加强政府市场监管提供有效参考。

　　五、加强对“诚信兴商”活动的组织领导

　　商务部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商务领域的“诚信兴商”活动。各级商务行政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积极推进本地区“诚信兴商”活动的开展。要探索建立区域间“诚信兴商”活动的协调机制，加强区域间的协同，相互通报活动信息，研究有关共性问题，对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形成区域联防。要支持各商会、协会在“诚信兴商”活动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开展“诚信兴商”活动与完善行规行约、强化行业自律结合起来，推动行业内部实现信用信息的共享。

　　各级商务行政部门要精心组织好这项活动，认真探索各项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及时发现和总结好的典型并带动面上的工作。商务部也将适时组织各类经验交流和总结活动，对好的经验和做法加以宣传推广，对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为扩大“诚信兴商”活动的影响，发动社会各方面支持并参与这项活动，商务部将会同中央电视台以及经济日报社等单位开辟专题和专栏，对各地“诚信兴商”活动进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地方各级商务行政部门也要争取当地宣传部门和各类媒体的支持，搞好对“诚信兴商”活动的宣传报道和新闻监督，为这项活动的有效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商务部
　　　　　　　　　　　　　　　　　　　　　　　　　　二00四年六月十日

中国刑法学走向何方
------《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序言

中国刑法学人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使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并促进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对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迷惘。
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界在热议中国法学走向何处去，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人在议论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走向。
中国刑法学走向何方？对于这一刑法学论题，笔者认为，它主要涉及几大问题：（一）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走向问题。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现在的基本理论框架为本，还是以德、日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为本，或是以英美法系的理论框架为本，抑或是以其他的理论框架为本？（二）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重点问题。在将来，中国刑法学是以研究刑法基本理论为重心？还是以研究刑法分则个罪为重心？（三）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往后，中国刑法学应重视思辨的理论研究？还是应重视经验的实证研究？抑或是两者的结合？此外，比较研究法及其他研究方法应走向何处？（四）中国刑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及相关学科相互促进的问题。中国刑法学分支学科如何划分？刑法哲学如何发展？注释刑法学如何前进？刑法社会学如何建立？其他与刑法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如何建立？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刑事学科如何促进刑法学发展，以及如何开展刑事一体化研究？等等。在这几大问题里，由于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走向问题会直接地影响到中国刑法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因此，这应是中国刑法学人着重思考的问题。
在研究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自然离不开对外来理论和本土理论的相关问题的思考。我们对外来理论应持理性的态度，应认识到外来理论扎根本土后，是可以内化为本土理论的。在沈家本清末修律前，中国本土并无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其他的刑法理论里，许多理论也是不科学的。沈家本主持修订《大清新刑律》时，刑法学家给我国引进的是当时的德、日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引进的刑法理论是原苏联的刑法理论，并在原苏联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1979年刑法典。从1997年刑法典制定至现在，我国的主导性刑法理论是对原苏联刑法理论进行适度改造并借鉴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在这一刑法理论指导下，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见，外来理论在与国情相结合以及经过发展改造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广大民众谋福祉。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对原苏联刑法理论进行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的本土理论。从近现代中国刑法学发展历史看，外来刑法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外来理论合理地内化为本土理论后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刑法学不应拒绝外来刑法理论，而应合理地引进先进的外来理论，通过论证后，吸收其合理内容，并克服其缺陷。在将来，我们仍需要借鉴外来的、科学的刑法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来建构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
由于刑法典的制定是在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刑法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刑法典颁布后，司法者一般也是在主流刑法理论指导下来处理刑事案件的。因此，中国刑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选择科学的、适合国情的刑法理论为其主流刑法理论。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发展走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刑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哪一种刑法理论作为其主流刑法理论来构建其基本理论体系。
目前，我国一些刑法学者在讨论中国刑法学未来的基本理论框架走向问题时，主张完全推翻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而主张完全以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为本，重新构建我国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借鉴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在根基理论上，摈弃了原苏联刑法的根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专政理论”，而实际上借鉴了大陆法系刑法的根基理论，采纳了旧派和新派两者折中的基本理论。概言之，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是兼采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刑法的根基理论而形成的理论架构。笔者认为，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较为科学的，在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中，仍应坚持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刑法根基理论和犯罪构成理论两方面予以论述。
在大陆法系刑法根基理论里，旧派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反对类推和刑罚个别化，在刑罚论上持报应刑论，主张以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而新派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质疑，肯定类推解释，主张刑罚个别化，在刑罚论上持教育刑论，主张以行为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旧派和新派经过长期争论后得到调和，形成了兼采两派观点的折中刑法理论。现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是在折中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制定的。笔者认为，旧派和新派从各自的立场所阐明的观点均有道理，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正和防止司法专横，科学的刑法理论应以旧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根基来构建，同时，应将新派的一些合理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吸收进来。换言之，科学的刑法理论应以旧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主，以新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辅来构建。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主张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反对类推，赞成以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体系，同时，它也赞成在刑法典里规定自首、立功、假释、减刑等涉及刑罚个别化的内容，在刑罚论上，它持教育刑理念以及一定的报应刑理念。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体现了以旧派观念为主、以新派观念为辅的基本理念。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理论的根基是基本正确的，因此，我国未来的刑法理论仍应基本坚持这一理论根基。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目前，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上是采用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现在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个要件有机组合而成。我国现行刑法典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我国的刑法适用也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其实也是在批判和继承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也证明，这一理论是基本可行的，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保持刑法理论的稳定性，防止因更换理论而带来的巨大成本，我国未来的犯罪构成理论仍应以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同时，对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改造。
近年来，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应以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取代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为，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认为，犯罪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这一理论能较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不足。根据这一理论，法官可以根据期待可能性等超法规事由来处理刑事案件，由于超法规事由在刑法典里并没有规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法官实际上是依据理论上的犯罪成立模型断案，而不是根据法定的犯罪成立模型办案。这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见，完全以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取代现有犯罪构成理论是不妥的。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犯罪构成理论的科学之处结合起来，构建出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中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曾指导了现行刑法典的制定，现行刑法典颁布后，司法人员也是在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指导下适用刑法的。实践证明，现行刑法典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实践也证明，在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中国刑法学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应坚持以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为框架，同时，应博采众家之长，以使中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留学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学者众多，翻译的外国刑法学著作逐渐增多。刑法学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学者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特殊经历或好恶，主张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中应选取某一刑法理论为本，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出现在其学术著作或论文上。刑法理论的创新和争鸣是中国刑法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然而，现在的中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另一现象，即在编写中国刑法学教科书时直接采用纯粹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或自己创建的刑法理论来阐释中国刑法典的内容，并引导学生以这种理论去适用中国刑法。由于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培养司法实务人才，如果中国刑法实务教育中没有主流的刑法理论，允许各大学各自为政，随意选择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体系、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体系或其他刑法理论体系来构建中国刑法学的教学内容，那么，我国将来必然会出现司法中的理论迷局。可以设想，在法庭审理中，如果没有基本统一的法言法语，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检察官以英美法系刑法理论来阐明其指控理由，律师以传统刑法理论来进行辩护，法官以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来说明判决理由。由于法官受教育的背景不一，因而，各法官所制作的刑事判决书也可能采用不同法系的刑法理论来阐释判决的理由。这样，刑事司法领域将出现混乱不堪的图景。可见，为了保证刑法典顺利地在全国统一实施，中国司法实务教育中的中国刑法理论在大体上应是统一的，为此，我国应选择主流的刑法理论作为司法实务教育的必选理论。目前，我国的主流刑法理论是以原苏联刑法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经适度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这一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因此，这一理论应作为我国司法实务教育中中国刑法学的必选理论。当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我国应选调全国资深刑法学者以我国现在的主流刑法理论为基础编写一套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用的中国刑法教材，以规范司法中的法言法语，从而防范或走出司法中的理论迷局。
笔者主张我国在司法实务教育中应明确主流的刑法理论，但是，也极力主张刑法理论的创新和争鸣。刑法理论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里，社会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同样，刑法理论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许多刑法理论是矛盾的统一体。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均存在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非十全十美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刑法典，同样也不会十全十美。刑法典里规定的各种原则和各种制度均不宜绝对化，如果意欲追求某一原则或某一制度的完美而将其绝对化，就会使刑法的目的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正因为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均无法达到十全十美，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争鸣促进刑法理论的繁荣，并追寻到最佳的主流刑法理论和最佳的刑法典，从而为实现良好的刑事法治奠定基础。
刑法和刑法科学是在辩护和批判的争论中发展的。对于科学的刑法内容和刑法理论，我们在理论争鸣中应极力为其辩护，对于刑法和刑法理论中存在的缺陷，我们应据理批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基本合理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的许多具体刑法理论也是科学的，因此，笔者极力为其辩护，但是，在这一基本理论框架之下的刑法理论仍存在诸多重大缺陷，为此，笔者据理对其予以批判。
笔者从事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二十一年。在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笔者对许多刑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长期以来，笔者把刑法学的研究重心放在刑法的基本理论上，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刑法基本原则、刑法解释、犯罪论、刑罚论、立法论等几方面。本书的旨趣在于：通过对刑法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辩护或批判，希望人们对这些重要的刑法基本理论问题继续予以关注，并通过争论促进刑法理论进一步发展。由于对刑法理论的辩护与批判，往往同时包含了对相关刑法内容的辩护与批判，反过来而言，对刑法内容的辩护和批判，往往也同时对相关的刑法理论进行辩护和批判，因此，本书书名《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具有对刑法和刑法理论的辩护与批评的意蕴。
本书共有四编，第一编刑法基本理论。本编将无法归类到犯罪论、刑罚论和立法论而又属于刑法基本理论的内容归于本编。第一章“中国刑法发展的沉思”， 对中国刑法的发展历史、影响刑法发展的因素、刑法典的功能、科学刑法典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中国刑法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二章“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主要对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确定标准提出质疑，提出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有例外的观点。第三章“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及类推的命运”，主要提出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绝对化，类推也应有其存在的空间。第四章“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认为，刑法条文应具有明确的立法原意，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为了调和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矛盾，在刑法解释上，我国应坚持“以主观解释为主，以客观解释为补充”的折中论。第五章“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辨析”指出，传统意义上所讲的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均在文字字面含义上超出了刑法条文，在解释方法上均采用了类比推理，因此，两者具有同一的称谓“类推扩张解释”， 为了较好地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以及坚持合理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应建立严格的类推扩张解释制度。
第二编犯罪论。本编主要是犯罪构成及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理论。第六章“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对各种犯罪构成模型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提出了“犯罪构成三模块说”的犯罪构成理论。第七、八、九、十章均属于不作为犯罪的理论内容。第七章“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深入地分析了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及范围。第八章“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对犯罪不作为和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立法提议。第九章“‘特定义务产生三根据说’之提出”，论述了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产生三根据说的理论体系。第十章“‘寄宿罪状’的创制”，提出了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摆脱目前惩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困境。
第十一章“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构建”，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决定，提出刑法应明文规定因果关系内容，明确“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第十二章“‘复合罪过形式’质疑”，批驳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为我国传统的罪过形式进行了辩护。第十三章“刑法上严格责任之否定”，批驳了刑法理论中的严格责任理论，对与之相关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第十四章“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介绍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问题，主张批判地继承这一理论（这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在本书里未做修改）。第十五章“‘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之提倡”认为，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的行为构成和自然人行为构成发生竞合。两独立主体对各自罪过支配下而发生的行为构成竞合所造成的犯罪结果均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编刑罚论。本编主要是关于刑罚阶梯、刑事责任方面的内容。第十六章“刑罚阶梯的演变与展望”，探讨了刑罚阶梯的演变历史、演变原因以及科学刑罚阶梯的判断标准等问题，研究了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的改革问题。第十七章“刑事责任真谛的追问”，阐释了刑事责任的基本含义、特征，分析了在两种不同语境下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及阶段，探讨了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关系以及刑事责任的地位。第十八章“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论述了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阐述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第十九章“被害人的过错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分析了被害人过错对加害人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
第四编刑法立法论。本编主要是关于刑法立法技术的内容。第二十章“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及其立法反思”，分析了现行刑法典在罪名、罪种立法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成因，提出了罪名、罪种合理数量的判断标准，并提出了一些立法措施。第二十一章“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对我国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提出了批判，建议在立法上规定“经济犯罪等级数额体系”。第二十二章“刑法典修补技术的探析”，对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修补技术和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修补技术进行了评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建议将来的刑法典在设立总则编和分则编后，再设立第三编“修补编”，将修改或补充的刑法条文编入“修补编”。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内容。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可能存在错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摘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序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题目为摘录时增加。)